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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吏:连接仵作及法医之间[摘要]从五代开始出现，直至清朝时制度化，仵作在刑事检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仵作地位低、待遇低、技术不高，兼受西方法医制度的冲击，导致到清末仵作制度已难以为继。而仵作直接的取代者正是徐世昌等地方大员力倡，并得到中央首肯的检验吏（员）。正是在克服仵作制度种种不足的基础上，检验吏（员）制度得以在清末成为制度改革的一部分，而这种改革也为日后法医制的引入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仵作，检验吏，检验员，检验学习所，法医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20—0015—07 对于刑事检验，传统中国素来重视。如果说《礼记·月令》“瞻伤、察创、视折”的记载反映了经典对于刑事检验的关注，那么清末地方大员沈葆桢所言“命案全视尸伤为准，尸伤一舛，虽皋陶无由得其情”，足以表明直接处理司法实务的官员们对刑事检验的高度重视。在我国古代，“旧时官署中检验死伤的吏役”是仵作，而在当今中国“运用法医学知识，解决侦查与审判过程中有关医学问题的专业人员”则为法医。 仵作如何演变而为法医？田涛先生的判断是“从西方特别是从日本引进的近现代法医学，包括解剖学、显微镜和细胞学，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医学的发展基础，甚至产生了一个新的词汇——法医。法医成为一种新的职业，法医的产生终结了仵作检验制度”。 田先生的判断是否完全符合史实，必须回到清末的司法及立法环境中加以考察。 一、仵作制度之不足 “仵作原作仵作行人，最早见于五代”。但“仵作直到清初，才由官府召募成为定额吏役”。历经数百年的运作，仵作在清朝时已经制度化，但其制度之劣势在清末已展现无遗。 入清后，仵作虽已为官府之定额吏役，然据《大清会典事例》：凡衙门应役之人，除库丁、斗级、民壮仍例于齐民，其皂隶、马快、步快、小马、楚足、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仵作不仅名列贱役，且殃及子孙，因为“仵作与马快同科，均应禁锢，即子孙亦不准出仕”。 仵作地位虽低，然“治狱莫大于人命，定谳莫重于抵偿，而研鞠握要之机，则自相验始”，故朝廷对负责“相验”的仵作，规定了具体的技能要求及相关考核，即“各州县分别繁简，额设仵作数名，各给《洗冤录》一部，选明白刑书，代为逐细讲解，由该管府州随时提考”。 “有趣的是，虽然仵作必须具备某些基本的技术训练——他至少必须能阅读和援引《洗冤录》（仵作指南），但他得到的薪水仍与别的衙役一样。唯一的例外是在山东，该省仵作可获11.21两银子的年薪。山东的其他衙役，除马快外，年薪仅为5.6两。仵作学徒得到的年薪当然更少于正规仵作：仅有2至3两银子。”“正如傅维鳞（1646年进士）所指出的，一名衙役的年薪仅为7两2钱，最多不会超过12两。他每天仅有2文或3文钱收入，这点钱仅可供他和妻子每天吃一顿饭。” 地位与俸禄过低，而技能要求又较高，导致仵作这一行当，“稍知自爱者，每不屑为。冲繁之区，求其娴谙文理者，已属绝无仅有。至简僻州县，寻常斗殴事件报验伤痕，尚恐未能了然；遇有开检重案，瞠目束手，拖累益深”。 仵作制度的种种不足，在清末更显突出。当时时局动荡，刑案多出，就检验技术而言，仵作“平昔所挟为衣钵者，不外《洗冤录》一书。在今日药毒种类复杂时代，未必所遭悉备”。 更关键的是，清末变法的基本方针是，“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而“检伤之法，外国责之法医，中国付之仵作。法医系专门学问，必先由学堂毕业，于一切生理、解剖诸术，确然经验有得，始能给予文凭。故业此者，自待不轻，即人亦无敢贱视。而仵作则系其党私相传授，率皆椎鲁无学，平昔于宋慈《洗冤录》一书，句读且难，遑言讨论”。相比“外国”的法医制，中国仵作制所存的不足确有诸多需要改进之处。 仵作制度的固有缺陷，以及西方相关制度优势，内外压力之下，仵作制度改革已属确定无疑。然改革方向指向何处？其进程又当如何展开？这些都是清末改革派大员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二、仵作制改革：自下而起 相对于中央大员，地方官员居于刑案处理第一线，他们对于仵作制的弊病感受更深。所以早至光绪初年，各省官员就开始呼吁对仵作制进行改革。 （一）洋务派官员上疏。沈葆桢系洋务派的重要官员，早在光绪三年（1877年）他即于两江总督任上向朝廷上《请饬议仵作、马快准予出身疏》，请求“准将仵作照刑科书吏一体出身”。 清初，朝廷之所以刻意压制仵作的地位，其原因不外乎“仵作以命案为市，今再予以出身，不啻养虎而傅以翼”。但沈葆桢了解的实情却是： 现查各直省，有一县全无仵作，命案报验，借诸邻封。遇有开检者，则束手无策。……岂无认真公事之牧令，欲破格召募，而相需甚殷，相遇终疏。 因为仵作地位低下，导致“稍有微长者，甚不愿终身自弃，兼使其子孙亦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