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公共外交传递中国声音.docVIP

利用公共外交传递中国声音编者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公共外交对一般人来说是个新名词。为此，本刊特摘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同志的文章，对公共外交作一介绍。 中国正在加强公共外交 什么是公共外交呢？各国对它的定义不太一样。美国的定义是：由政府发起的利用电台等信息传播手段，了解、获悉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减少外界对美国产生的错误观念，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进而增加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美国人说话很直率，公共外交就是为了国家利益。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威信高，就好像银行信誉好一样，会吸引贷款或者存储。美国之音是典型的对外宣传。后来美国人又发展了新的方式，如成立美国和平队，也就是大学毕业生自愿到不太发达的国家帮助开展公共卫生，提高小型企业生产效率，等等；实施富布莱特计划，选择外国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新闻媒体人士，到美国做短期考察，从而使他们了解美国。参加富布莱特计划的许多外国青年后来成为该国精英，比如英国首相布莱尔。 中国最初不用公共外交这个词，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用的是“人民外交”。可惜当时汉语不够普及，我们对外影响小，“人民外交”没有流传开来。中国还有“民间外交”，它的内涵较窄，主要是民间的文化艺术交流，这只是公共外交的一个方面。不过，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形象对中国的意义已经变得极为重要，公众的利益深受其影响，中国的国民也开始关心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声誉，所以中国现在开始大力加强公共外交。 传统的公共外交，就是政府出钱对外国公众说话。全球化背景下，公众开始关心国际事务。现在，普通人可能关心美元汇率，因为孩子可能要到美国、欧洲留学，企业家就更不用说了。同时，我们有更多机会与外国人面对面接触，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每年出国人数不超过1万，现在直接到外国的大概三四千万（直接出国人数与出境人数概念不同，中国每年出境人数已经超过1亿）。出国后就会有公共外交。比如在国外办一个展览，办一个论坛，这就是典型的公众参与的公共外交。 美国参院外委会主席卢格去年2月写了一份报告：《美国的另一项逆差：网络时代的公共外交》，说中国公共外交有自己的定义，开展得很好，结论是中国的公共外交已超过美国。美国公共外交做了几十年，从二战时期就开始，他根据什么作出这样的结论？为此，我专门去美国访问卢格，问他逆差在哪？他说，中国不声不响在美国建立了七八十个孔子学院，美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中国建立5个文化中心（美国突然宣布中国孔子学院的教师签证违法，或许就与这篇报告有关）。我对卢格说，美国何必担忧呢！孔子学院派到美国当教师的只是年轻志愿者，而且孔子学院都是与美国大学合作开办，美国出教室并管理学院。他说，不管怎么样，孔子学院的数量太多，来美国教汉语的人也太多，不平衡。我反问道：你知不知道在中国教英语的外国人有多少？中国从小学到大学都要学英语，加上在社会上学英语的，总共估计超过3亿人，外教有多少？15万！他听了这个数字很震惊。我说，一个孔子学院中国派的教师不过一两个而已，总共也就一百来人，大多数都是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刚刚毕业、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他们就是单纯地开展语言教学和文化交流，对美国有什么害处？他说不出话了，表示不知道这些情况。我又说，你在报告中说前50年是美苏对立争霸，后50年是美中对立争霸，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写了吗？我说，你们就是这样写的。他赶紧把他的助手叫来，原来这报告不是他本人写的。助手说要看看再回答我。下午，他们给我答复，说不是中美要发生战争的意思。我当然知道不是这个意思，但这篇报告的确在许多地方透着冷战思维的残余。说中国公共外交超过美国，就是出于警惕和防备中国的目的。事实是，美国政府很懂公共外交，上海世博会7000万人参观，就有700万人去了美国馆。 跨文化交流的诸多障碍 跨文化交流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跨语言交流，由于翻译而造成误解的例子很多，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将“龙”翻译成“dragon”。查英文字典可知，dragon是西方世界想象中的怪物，是古代的巨大蜥蜴，和中国人概念中的“龙”完全不对应。所以，将“龙”翻译成“dragon”根本就是错误的。美国的畅销书《中国威胁论》把中国说成“dragon”，这种翻译就没有注意文化的差异。还有“韬光养晦”，被翻译成“掩盖自己能力等待时机，隐藏能力，假装弱小，隐藏野心，收起爪子”。这些解读完全与“韬光养晦”的本义相悖。我们有时说话自己没注意，但人家很在意。北京一所大学登了一则广告，“商场如战场”，要给企业高级CEO举办一个孙子兵法在商场上的应用培训班。俄罗斯一家报纸说，跟中国人做生意要特别小心，中国商人是用战争的思维与外国人做生意。 跨文化交流中还要跨越生活方式的差异。法国的国防部长跟我说，中国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