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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观念水位上涨浇一瓢水《观念的水位》是刘瑜继《民主的细节》之后又一本思想专栏结集。在专栏写作已泛滥到廉价地步的当代中国，刘瑜再次为专栏作家的声誉扳回一城。 乍一看，此书隶属启蒙系，或类林达夫妇的写作。刘瑜在《自序》中也表达了近似启蒙的意思：“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人他们所不知道的观念，事实上他只能告诉他人他们不知自己知道的观念。”但细读全书，你会发现，刘瑜并未以启蒙者自居，她只是依靠扎实的政治学功底和清晰优美的文笔，为观念水位的上涨浇一瓢自己的水而已。 刘瑜的态度是真诚而务实的。我一直认为，启蒙在当代已死。启蒙多是单向的，隐含优越感与权力感，在强调互动与联合、自由平等与自我教育的当代社会，显已不合时宜。此外，启蒙常秉持线性进步、抽象唯理的原则，可能既与现实脱节，又导致与传统割裂。而现时代利益诉求多元、思想文化多元、传播渠道多元、表达方式多元，这都使启蒙变得不可能。尽管启蒙已死，但公开表达、讨论与传播有价值的观念，以期凝聚基本共识，同时尊重歧见与差异，仍是当务之急。 刘瑜认为，理想的社会变革应当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所以她观察社会变革动力的着眼点，并非集中在技艺高超的船夫，而是水位的变化。这个判断与科斯的新著《变革中国》暗合。后者描绘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四大边缘革命，并由此得出结论，改革开放及其成就并非由谁设计，而只是被许可。换言之，是民众的自发行为—包产到户、个体经营、乡镇企业甚至大逃港，提升了观念的水位与行动的空间，促成了30多年来中国主要的经济与政治成就。 关于观念水位的升高，刘瑜提炼了一个重要标志：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在她看来，民主观念的基础无非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当代中国所发生的观念变化，几乎都指向这两点。更重要的是，变化的政治伦理，生长于转变中的生活伦理。观念水位之所以升高，主因是意识形态的悄然解构与重构，导火索则是民生问题。 刘瑜从常识出发，却又往往能比常识多走一步，变成见识。聊举两例。 一是关于中国人的素质。我们都知道，有个老生常谈的论调是“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了，所以中国不应该搞民主”。刘瑜对此条分缕析，说中国人素质低，究竟低在何处？如果说素质低是指中国人一盘散沙，那么这是因为全能国家强拆宗族、士绅、社团，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黏合剂。中国社会散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如果素质低是指中国人不讲规则，那也推不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集权体制的隐含前提是，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由此刘瑜得出结论：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更多源于制度，虽然也恶化制度。制度不可能一夜之间变革，但制度变革至少可以打开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公共空间。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 二是关于平庸的恶，这个概念发明自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刘瑜对之有精妙阐述：“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制度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一个问题。” 总体而言，刘瑜对未来是相对乐观的。她说，如果船没有反应，很可能是水位积蓄还不够。不过，既然水位在上涨，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停止上涨。 刘瑜的乐观有一定道理，从时间的纵轴来看，观念的水位确实在一直上涨，直到“世界变平”。参看16世纪以降的西方历史，无论是宗教革命、宪政革命、工业革命还是社会革命，观念水位的上涨，始终是变迁主线之一。然而，我们在强调观念变迁的同时，必须看到，如果没有付诸实际的行动，那么观念的影响是有些可疑的。当然，观念与行动，或者说知与行的关系，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长久争讼的话题。究竟是观念决定行动，如凯恩斯说的那样，看上去不可一世的政治家们，常常活在一个已故二流思想家的观念里；还是行动决定观念，如威廉·詹姆斯说的那样，真理是人们在经验过程中构成的，经验行为先于观念原则，我们仍不得而知。 刘瑜看重观念的水位，而我更看重行动的空间，因为现实的堤坝，归根结底还是行动的撞击才可能使之溃决。当然，我也认同，行动空间的拓展与观念水位的上涨密不可分。但我要指出的是，如果仅仅热衷于谈论观念，而迟迟不愿或不敢付诸行动，那么看上去在上涨的观念水位，也可能是短暂的涨潮，甚至只是繁华的泡沫，刚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