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间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绩效影响探究.docVIP

大股东间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绩效影响探究一、引言 在世界范围内，有关公司治理制度的研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般认为关于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之间的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内部治理制度，有关其内在逻辑就是通过一定的机制去激励和约束代理人，这种机制称为制衡机制。共同拥有着公司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这部分人称为内部的利益相关者，而利益相关者之间所形成的契约就构成了现代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在企业的内部，这些利益相关者通过内部公司治理制度来实现利益的分配和相互制约。而在现代公司内部治理体系结构中，股权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公司内部治理要实现其有效性，必然要求一个合理的股权结构的存在，所以股权结构不但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基础，而且必定是前提。在我国，股权结构不够合理是上市公司制度方面存在的最大缺陷，大股东经常会选择自利行为，可能会通过与其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甚至通过控制董事会来转移上市公司资源，来达到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这一目的。股权结构对大股东自利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股权制衡机制对大股东自利行为的制约上。本文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进行了相关研究，以期验证在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公司治理体系中，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到底是否能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二、文献回顾 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所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都曾经进行过这个问题的研究，格罗斯曼和哈特（1980）研究发现，由于存在 “搭便车”的动机，分散的股权结构不会对管理者的监督产生积极影响，这是因为中小股东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的动机，从而也不会积极影响企业的绩效。这一结论与杰森和麦克林（1976）研究结论有一定的一致性，他们指出内部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是呈正比的。史莱弗和维西尼（1986）指出股权越集中，公司绩效越好。但这一结论也曾受到过质疑，麦康奈尔（1990）研究了1000多家上市公司最终发现，公司绩效和股权结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丹尼斯和麦康奈尔（2003）的实证研究证据表明公司绩效和股权集中度以及股权制衡度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的股权性质有关。 在我国股权高度集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理论分析主要集中在对“一股独大”的担忧上，学者们纷纷主张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股权结构的分散化，并提出了很多国有股的减持方案。但我国的现实情况却不同于西方国家，相对于集中的股权结构来说，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会显著降低，这与西方相关学者得出的结论一致，主要是中小股东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的心理，在这种制度下，对管理者监督的有效性也会明显降低，从而公司的绩效也会下降。徐晓东、陈小悦等（2003）的研究发现，企业绩效和股权的集中程度呈完全的线性关系。公司股权结构越集中，大股东所拥有的投票权就越充分，这样大股东就可以直接对公司的经营决策产生重要直接影响，这样相对降低了利益相关者和高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公司绩效也会得到提高。另一方面，股权集中度较高相对于股权分散的公司来说，大股东更有积极性去监管管理层，这是因为内部的剩余收益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更倾向于分配给大股东。 虽然大股东的存在在理论上能够有效改善或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但是大股东的存在也有可能造成其他一些对公司不利的情况，史莱弗和维西尼（1997）的研究认为当所有权高度集中时，就会产生大股东的控制问题，称之大股东的隧道挖掘行为。这是因为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第一代理问题慢慢的转化成了第二代理问题，即转化成了控股股东和其它大股东之间的冲突。约瑟的利益侵占理论指出，当大股东获得控制地位之后，他们就有动机寻求控制权的私人收益，为了实现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其会采取一系列的方式：如转移资产、在职消费、低效投资等。但这些转移过来的私有收益一旦被发现，就有可能遭到来自资本市场或者是证券监管机构的惩罚，从而也会带来声誉的损坏。因此，大股东很有可能通过盈余管理的各种手段来隐藏其获得的控制权私有收益。为了有效地控制大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我们引入了“股权制衡”这一概念。“股权制衡”是指在公司中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控股股东，大股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并且共同拥有着企业的控制权。实际上，这种机制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公司实际运行机制中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博尔顿等（1999，2001）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相互抗衡的机制可能会产生很多有利的经济结果。原因在于：一方面，一些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决策会被抑制，但一些会增加企业内部私人收益的决策会产生，而这些决策恰恰能够提高企业的效率。另一方面，相对于股权集中在某一个控股股东的企业而言，存在着股权制衡机制，一些有利的监督效应就会产生。黄渝祥等（2003）用股权制衡度表示股权制衡的程度，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度与公司业绩呈非线性的关系，其使用了股权制衡度这一变量来衡量大股东之间的制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