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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里多了一个不合时宜声音2013年1月9日，93岁的詹姆斯·布坎南先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去世。英美主流报纸都精心为这位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撰写讣闻，纪念他在每一个时代都不管不顾地发出不合时宜的声音。 3个月前，在为庆祝布坎南的著作《同意的计算》出版50周年而举行的会议上，许多人最后一次见到了该书作者。他戴着大眼镜、拄着拐杖出现在簇拥的人群之中，疲态尽显。那天，人们精心安排，力图为年迈的经济学家回顾他一生中的成就与辉煌，爱与友情。但他的同事弗兰克·巴克利教授向《人物》记者回忆，布坎南毫不客气地抱怨道，自己宁可参加一场高质量的观点交锋，也不愿意耗时间听这么多肤浅的赞词。 这是属于詹姆斯·布坎南先生的做派。他抗拒推崇政府主导的凯恩斯主义者，也批评过信奉自由市场的芝加哥学派过于轻率、乐观。他不介意成为不和谐分子和少数派，并且一贯如此。 人们称他为“宪政经济学之父”、“首个让经济学家关心政治的人”。讣闻作者还引用了美国经济学家盖里·赫夫鲍尔的话概括布坎南的全部学术贡献：他引导公众开始思考，政府决策者可不是柏拉图式的哲学家，他们只是代表着不同势力的利益相关体。 布坎南曾被视为离经叛道的经济学家。在他以前，人们相信政治和经济是两码事。按照他的学生、中国经济学家薛兆丰的比喻，在布坎南之前，政府就像一个黑盒，统治者的好坏，在于他是否符合人性且追求公正，而官员的全部追求，就在于为人民谋求福利。 但布坎南毫不留情地打破了这只盒子，他从经济学角度指出：不受任何约束的人是一头野兽，而由普通人组成的政府所掌控的不受制约的税收和财政支出，同样是一头野兽。 27年前，布坎南走出位于瑞典的诺奖颁奖会场，他被记者团团围住，有人希望他用一句话概括获奖后的感受。他只说了一句：“官僚不是天使。”据说，曾经上台执政的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也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启发，说出了那句名言：“英文中最令人胆战心惊的几个字莫过于，我为政府工作，我来这儿是为了帮助你。” 中国学者汪丁丁曾拜访过位于乔治·梅森大学的“布坎南小屋”，他还记得，如同农舍般的小木屋被森林和草地包围，门廊里摆放着一对旧摇椅，窗边则吊着一盆野花。包括薛兆丰在内的学生们都曾在此上课。有段时间里，布坎南每天都夹着一本《哈耶克传》走进教室，当他上课时，大厅里会传来咖啡和烘饼的香气。 但课堂上的气氛可没这么轻松。薛兆丰记得，布坎南曾提起过二战时他应招入伍的往事。那时，这位成绩优秀的乡村少年已经从田纳西州师范学院毕业。入伍后，一名长官决定按照姓氏字母来为500多名新兵分组，并指派每组里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担任组长。但布坎南所在的B姓组没有一个名校生，而R姓组里有好几名。结果，长官居然打破规矩，让R姓的名校生来布坎南小组担任组长。 或许正因如此，布坎南厌恶特权。当听到声称自己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美好说辞时，他总是深感怀疑。1950年代，美国政府举债花钱，刺激经济。凯恩斯主义者们为这一行为赋予了合理性，他们声称，既然债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么总的效果就是“我们欠我们自己的”。在这种集体性伪善面前，布坎南却论证，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会因政府举债而面临不同得失，这种行为最终的结果就是巨额赤字。 巴克利回忆，这种“过右的想法”着实激怒了布坎南所供职的弗吉尼亚大学。在左翼团体的压力下，他和搭档戈登·塔洛克不得不选择离开。 布坎南反对强权，也警惕民意。1996年，美国学者曾针对是否应该设立“最低工资”展开大讨论。布坎南特意致信《华尔街日报》，他一改以往“语速平缓，总是喜欢用令人紧张的多义词或隐喻表述思想”的风格，直斥对这种违反市场供求关系的话题展开的讨论，他说：“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 布坎南的研究旨趣清醒而从不摇摆。他曾在一篇名为《规则的理由》的文章中，引用荷马史诗中“尤利西斯的自缚”的故事来说明自己的理念。在那则神话中，英雄尤利西斯为了免受海妖歌声的诱惑，提前让同伴将自己绑了起来，还用蜡封住了耳朵。即便如此，在经过艾艾埃岛时，他仍旧难以把持，力图挣脱绳索，随海妖而去。但船员按照之前的约定，将他绑得更紧了。最终，尤利西斯远离了歌声、诱惑，也远离了危险。他试图通过这个例子说明，一旦游戏规则确定，每个人都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谋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只有事先给出几套规则，让人们在看不到自己的结局和利益点时，“对未来选择做出先期限制，给自己的欲望设防”。 这则故事明确地表现了布坎南宪政经济学的核心：政府的存在是个悖论，它在某些时刻对促进经济发展有益，却又在另一些时候因为自利性而变为阻碍。因此，只有确立宪政，才能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距离。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