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雅典的“民主” - 中央财经大学政策效应研究所.docVIP

古雅典的“民主” 阿拉伯人和他的骆驼走了一天路，累了。天色也晚，就架起小帐篷，睡了。好梦正甜，一个小声音在耳边，“老板，外面很冷，可怜吧，让我把鼻子放进来暖一暖？”阿拉伯人爱他的牲口，就说，“好吧。”跟着倒头再睡。过了一阵子，骆驼把头伸进来，摇醒了他的主人，说，“老板，我冷的捱不住了，把头放进来可以不可以？”阿拉伯人说“唉，放吧，不要再吵醒我了。”又过了一刻钟。骆驼用前腿踢醒阿拉伯人，“你睡得好舒服啊！不知外面多冷。我也要进来睡。”阿拉伯人说，“这个帐篷这么小，你怎可以进来？”骆驼说“，怎么不可以，你出来不就成么！”阿拉伯人火光了,“你这个畜牲，得寸进尺！”骆驼也火光了，“你这个恶霸，我怕你什么！”两个吵起来、打起来，你推我撞，呱喇一声，帐篷倒了。 在某意义上，西方有很多在正规民主制度（以直接或间接普选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的政治体制）以外产生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就像故事中的骆驼。它们以“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名义，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去抗拒、干扰，甚至挑战由正规民主程序产生的合法政权的运作（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为什么以民主标榜的西方有这些看来是不民主的现象？ 公平是人类最基本的诉求，也是民主的基础（人人公平参与）和目的（人人公平待遇）。不公平的社会必乱、必变。不公平往往意味某些人、某些利益拥有“特权”，并滥用特权。历史上，这些特权阶级是属于少数份子的君主、贵族、僧侣。对不公平的不满启动反不公平的人民力量，推翻特权阶级，成立民主政权。为此，民主的特征是民权大于特权，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很多NGO只代表少数的利益、特殊的利益。它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在西方民主社会取得它们代表的权利——特权？我相信有两个背景原因：对民主实践的因循，对民主敌人的姑息。 现代民主不是直接民主，是代议民主，一般是定期选举。选举时，所有人民（选民）都是“主人”。但这个“主人”有两个特性：（i）他只能选，不能举（除极少数的例外，“举”是由政党垄断），因此他的选择是很有限的；（ii）他选的不一定是大多数人选上的（这也是民主实践的具体意义——少数服从多数），因此“代表”他的不一定是他意属的。选出之后，在政治的运作上，人民的代表才是真正的“主人”（作主的人）。为此，虽然西方人对民主的理念非常信奉和坚持，对民主的实践则有冷漠和犬儒之感。不少时候，选民对参选者没有什么认识，只是从某处听过某人的名字，就投他一票。更甚的，参选者的政纲可能是一塌糊涂，只是凭一点知名度就被选上了。西方人的政治文化是选举期间热烘烘，选举之间冷漠漠。人民对选出的代表实在做了什么事，不大了解，也不感兴趣。被选者为要连任，往往也不想出事。吃政治饭的大多是避重就轻，不愿惹事。加上西方社会富有，而越富的（社会与个人都是一样）对被骚扰的忍受门槛越低，宁愿花点钱去买点安逸。政客们当然明白这点。于是，形式化和买怕式的民主实践养成一种因循的心态。特殊利益组织就是利用这去发挥它们的“骚扰值”（nuisance value），动不动就是请愿、示威、传媒发表、法院起诉。 理论上，人民代表有最高贵的政治身份。但是，民主的形式化使政客的身份变得暧昧——吃政治饭的。人民交托给政客的权力理应是为人民服务而行使的，但当政客们习惯了拥有这些权力之后，慢慢就视之为他们应有的权力（entitlement），也就是变成特权阶级。很快地，他们会滥用特权。人民当然反感，而且这反感马上就扩散到对整个官僚架构。加上资本社会重竞争，弱肉强食制造很多失败群体，触动人类的同情心。尤于西方人眼中资本经济是不能舍弃，就只可以依赖民主政治去补救资本经济的不是。于是特殊利益组织就利用这套忿恨官僚、同情弱小的心态，以弱势自居去博取同情，趁人民对官僚的不满向政府施压。 在这些背景条件下面，NGO的成功来自双翼齐飞：一方面博取人类对弱者的同情心，一方面施压于暧昧、因循的政客与官僚，藉此闯入民主决策的架构，去夺取它们所代表的特殊利益。这也许就是民主“进步”的必经之路，但社会与经济“成本”不轻。更关键的是，如果民主政权是要受不民主的特殊利益左右，民主还有什么意义？谁是民？谁作主？ 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都有特殊利益份子，都在追求它们自身的利益，但如果它们的组织和运作超过了民主范围和民主程序，就是颠覆民主。在我们的故事里，阿拉伯人代表人民和经他们产生的民主政府；骆驼代表有组织的特权利益（包括非政府组织），帐篷就是民主机制。 当然，民主是否一定好、特殊利益是否一定坏，仍需探讨。但我们可以肯定，西方民主包容，甚至纵容了不是来自全民授权的特殊利益组织。这是不是真民主？民主又是什么？这要从古雅典说起。 （请查阅中央财经大学政策效应研究所网址，，之研究成果：“旧概念与新环境”系列之古雅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