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牧民》篇“十一经”思想的归纳总结.docVIP

　　《管子·牧民》篇“十一经”思想的归纳总结 　　《管子牧民》篇可以视为全书主要治国方略的概述，包括德法并重的方略、优先发展农业的战略、以民为本的发展理念等。全篇虽分为国颂、四维、四顺、十一经、六亲五法五个部分，但其中十一经部分可以囊括其余四部分的论旨。 　　因此，十一经既可视为《牧民》的要旨，也可说是整个《管子》治国方略的纲领。由此切入，可以既简要又系统地把握《管子》治国方略，为《管子》思想的继承、借鉴、批判、反思提供一个文本解读的基础。十一经即治国者应当遵循的十一项原则。 　　原文如下: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 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 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 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 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 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 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 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 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 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时也; 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 务五谷，则食足; 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 令顺民心，则威令行; 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 严刑罚，则民远邪; 信庆赏，则民轻难; 量民力，则事无不成; 不强民以其所恶; 则诈伪不生; 不偷取一时，则民无怨心; 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上述文本内容可依据其内在逻辑解析为下表: 　 　　这十一条原则，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即用人、经济、政令。 　　一、用得其人 　　用人原则有两条，可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治权的最高层，二是中下层职能主管官员。 　　(一) 授有德 　　错国于不倾之地是指治国者要以国家政权、主权的稳固为根本目标。这项原则看似多余，身为统治者，谁会不希望自己所统治的国家政权、主权长久稳固。话虽如此，反观历史，却又不乏因一时、一己之贪欲好恶，把这一目标置诸脑后者。除此之外，古往今来也都常见人们被一时、一地、一事之得失所蒙蔽而忘却根本目标的现象。总之，将工具与目标、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局部目标与全局目标等相混淆甚至颠倒的人和事，并不罕见。《牧民》的首先明确治国的目标原则，不仅不多余，而且既有远见，也合乎逻辑。没有明确的目标，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授有德是治权授予的策略性原则。政权目标为何要以治权策略来实现呢?这是因为在家天下的时代，一方面政权为帝王、国君所专有，治权则必须与人分担共享; 另一方面是治权行使的效果直接关系着政权的稳固。所以，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在无法改变政权世袭制，帝王、国君的德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都特别强调治权要用得其人，尤其是宰相要传贤。把政权的稳固寄托于治权的效力上，而治权能否得到有效行使，又取决于治权的实际掌控者。 　　在现代人看来，治权行使的效力不仅与行使者之德有关，也与其能力相关。为什么不以授有能或授有才为实现政权稳固目标的策略呢?在德、能关系上，中国古代基本的观念是德才兼备，职位越高者，德越重要。尤其是最高管理者，他的根本职能是得人、用人，各项具体职能都有专人负责，他只要能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子上就行了。 　　《立政》篇与《牧民》篇的这一观点完全一致。《立政》篇认为，治国有三本，而安国有四固，三本是:君之所审者三: 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四固为:君之所慎者四: 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 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 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 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这里所谓的国柄显然不可能指政权，只能是治权。三本、四固决定着国家的治乱、安危，无论是治乱还是安危，第一项决定性因素都是位高权重者是否具有相应的大德至仁，即能否授有德。 　　(二) 使民各为其所长 　　授有德和使各为其所长都是用人的原则，但前者是对国家的高层管理者、统治者而言的，对于不亲细务的高层来说，德是首要的; 后者是对中下层职能主管和从业者而言的，对于政策法令的具体执行者来说，能力直接影响事情的成败。当然，具体执行者的道德品行也很重要，但与高层相比，道德标准可以放宽放低一些，只要大行不亏，小节可不拘，所谓不可求全责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对于高层管理者的道德素养则必须高标准、严要求，必须求全责备，否则，上有微疵，下必泛滥。孔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管子立政》篇治国三本中的第二条要求功与禄相对应，第三条要求能与官相对应，与《牧民》此项原则一致，都是强调官员的职责、权力、俸禄要与其能力、功绩相当，以后者决定前者。知人善任，在使民的意义上，就是要因能授官，使其承担的职责和所从事的职业与其所具备的能力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