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钱》中钱大昕与焦循的伦理思想差别.docVIP

　　《翼钱》中钱大昕与焦循的伦理思想差别 　　钱大昕（1728-1804）和焦循（1763-1820）均为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关于钱、焦二人的学术交往，学界已有所讨论；但对于两人在思想方面的分歧与差异，则还较少有人关注①。事实上，焦循在钱大昕逝世后曾撰写《翼钱》上中下三篇（载《雕菰集》卷七），对钱大昕关于夫妻伦理中的七出、父子伦理中的显亲以及君臣伦理中的弑君等问题的主张进行了反驳和批评。在某种程度上，《翼钱》三篇集中地体现了钱大昕和焦循在对待传统伦理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和观点，具有重要的思想史研究意义和价值。因此，本文拟通过对《翼钱》这一典型文献的梳理和分析，进一步揭示钱大昕、焦循这两位乾嘉时期的通儒在伦理思想方面的区别，从而深化人们对钱大昕、焦循思想的理解和认识。 　　一、《翼钱上》：对妇女贞节观的挑战与坚守 　　《翼钱上》表面上记录的是钱大昕、焦循对夫妻婚姻关系中七出问题的不同观点，而其实质则反映了钱、焦二人对传统社会妇女贞节观的不同认识和态度。 　　所谓七出,也称七去或七弃.根据《大戴礼记》的记载，是指当妻子犯有七种过失时，丈夫可以行使休妻的权力，单方面终止婚姻关系。七出之礼就其最初的设计目的而言是为古代宗法制度服务的，是为了维护夫权和族权而对女性行为的单方面的束缚和制约，因此在实质上与宋明以来日益强化的要求妇女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一样，都是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关系在婚姻观念和制度中的表现。不过由于七出之礼主分而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主合,因此在表面上看似乎有些矛盾。钱大昕正是在利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通过对七出之礼的还原与阐释，含蓄地表达了他对传统贞节观念的不满。 　　在回答妇人之义，从一而终，而礼有七出之文，毋乃启人以失节乎这一问题时，钱大昕首先对父子兄弟关系与夫妻关系的不同性质进行了区分：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妇，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义。①在他看来，父子兄弟关系是先天的血缘关系，所谓以天合者,因此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法摆脱和改变；而夫妻关系则是后天的婚姻关系，所谓以人合者,因此可制以去就之义,义合则留，不合则去②，并没有什么必须从一而终的坚实理由。 　　在此基础上，钱大昕指出，盲目遵从夫妻关系只能合而不能分的教条往往会对家庭成员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一方面，如果妻子不能守妇道，例如出现牝鸡司晨之事，就会伤害骨肉之恩,从而使孝弟衰于妻子,甚至于导致破家绝嗣;另一方面，虽然妻子本身可能并没有过错，但失爱于舅姑，谗间于叔妹，抑郁而死者有之，其夫淫酗凶悍，宠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③，妇女在夫家遭受非人道待遇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因此钱大昕认为，当夫妻关系确实无法维持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义合则留，不合则去.因为使其过在妇与，不合而嫁，嫁而仍穷，自作之孽，不可逭也。使其过不在妇与，出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④。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钱大昕反对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并明确提出了妇女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的大胆主张，他说：先儒戒寡妇之再嫁，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予谓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于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则可去，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 　　焦循明确反对钱大昕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的主张，认为先生之言激矣,并引经据典，对钱大昕的观点一一进行了驳斥。其论说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1.认为夫妻关系虽然是后天的婚姻关系，但却是先天的父子兄弟关系的前提和基础。焦循说：伏羲之前，夫妇之道不定。夫妇不定，则有母而无父。同父而后有兄弟，兄弟不可以母序也。故父子、兄弟虽天属，而其本则端自夫妇之道定。⑤因此如果夫妇不定,则父子兄弟关系也不具有稳定性。他进一步指出，按照《易序卦传》的排列，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则夫妻关系在传统社会伦理关系系统中居于基础和根本的地位，这种关系一旦动摇，就会直接威胁到整个封建伦理秩序的稳定。基于这一理由，焦循强调：夫妇之别关乎忠孝如是，苟夫可以去妻，妻可以去夫，则夫妇之道仍不定。天下之为夫妇者，稍一不合，纷纷如置弈棋，非其道也。 　　 　　2.指出钱大昕对七出之礼的理解和阐释不符合先王的原意.他说：七出者，以其妇之可出也。若过不在妇而出之，先王无是法矣。⑦上文已经指出，七出之礼其实是对妇女行为的单方面的束缚和制约，是以维护夫权和族权为目的的，因此并没有多少保护妇女权益的内容。钱大昕试图通过还原七出之礼的原意,利用经典的权威来阐发自己关于夫妻伦理关系的新思想，以旧瓶装新酒，就难免会出现过度诠释的问题。焦循正是看到了钱大昕肯定妇女权益的观点与七出之礼的内容和设计目的之间的内在矛盾，因此通过对钱大昕藉以立论的七出之礼的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