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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国家的住房权救济模式研究 　　住房权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质基础条件，是公民生存发展的重要社会权。作为社会权的住房权，是指公民有权获得可负担得起的适宜于人类居住的，有良好物质设备和基础服务设施的，具有安全、健康、尊严，并不受歧视的住房权利①. 而今 ,住房权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和认可， 但由于各国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不尽相同，故不同国家对住房权的救济存在很大差异。归纳起来，住房权的救济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本文通过详细分析不同的住房权救济模式，希冀为我国住房权救济提供些微参考。 　　一 　　 　　第一种模式：通过宪法规定住房权予以直接或间接救济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住房权纳入宪法保障体系， 大约有40%的国家宪法提到了住房或住房权， 其中一些宪法明确地提及住房权， 另一些则更多地表明政府在保障人们的住房和生活条件方面所承担的一般义务。 　　②更有许多国家以专门立法形式承认住房权的核心内容，包括免于强迫驱逐、禁止住房领域的各种歧视、稳定的使用权、住房权被侵害时得到司法救济等。 　　据不完全统计， 世界上最早在宪法中对公民住房问题做出规定的是1814年《荷兰王国宪法》。此后，诸多国家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经济发展水平， 由宪法对住房权进行了各种不同规定，从而使住房权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救济，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 宪法将保障公民住房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和纲领。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主要有：1976 年 《古巴共和国宪法》、1998年《朝鲜宪法》、1998年《阿尔巴尼亚宪法》。 宪法的这种规定模式，虽然没有明确将住房权确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既然将公民的住房保障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和责任， 那么住房权至少已有一定的宪法依据， 从而可以对住房权进行间接的救济。 　　（二）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部分中明确规定住房权。 将住房权规定为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保障住房权的主要方式，但因各国国情及立法习惯不同，在具体规定上又有所区别。第一种是将住房权规定在基本权利之中， 但并不明确称之为住房权，而是规定保障公民的住房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应当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如1975年《希腊共和国宪法》。第二种是将住房权规定在宪法文本的基本权利章节中， 并明确称之为住房权， 同时非常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国家保障住房权的义务。 如1996年《南非共和国宪法》第26条第l款规定每个人都有权获得足够的住房,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2004年瑞士宪法等诸多国家宪法也采取了此种规定方式。 第三种是宪法并不将住房权作为一项独立权利， 而是作为环境权的一个方面进行规定，以韩国宪法为代表。 　　（三） 在总纲及权利章节中分别明确国家义务和住房权。1979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是此种模式的典型，总纲第3条规定，创造幸福、消除贫困、消灭在食品、住房、就业、卫生和普及保险等方面的被剥夺状况。 同时，在权利章节中第31条规定：每个公民和家庭有权按照需要居住合适的住房，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优先为更需要住房的人， 特别是农民和工人创造条件执行这一原则。 　　另外，在通过宪法救济住房权的国家中，有些国家不仅宪法明确规定了住房权，同时亦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对国家权力侵害住房权的行为，甚至私人领域侵害住房权的行为，宪法法院或其他法院都援用宪法条款进行直接救济， 这其实是将住房权视为主观权利而直接适用司法程序， 比如希腊、 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南非以及俄罗斯等。 然而，住房权的救济不仅取决于宪法上是否规定住房权， 国家是否建立了司法审查机制， 还取决于司法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实施保障这些权利的意愿，因此，上述国家并不都同时存在有关住房权的救济判例。 南非宪法法院对Grootboom案③的审理和判决则是开辟了住房权直接救济的先例，被视为证明社会经济权利具有可诉性的一个里程碑式判例④,第一次表明宪法法院在既尊重民主又顾及有限预算的基础上，是可以对住房权提供直接救济的。20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宪法几乎都没有提到食物、住房以及医疗保障问题。但到了晚些时候，这些权利通常以最明显的方式加以保护。而今，随着人口日益增多，土地资源不断紧张，房价居高不下，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公民的生存与发展，住房权在社会权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其已成为公民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是公民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和条件，而住房权的最终实现需要国家国内法的承认和昭示， 并落实于具体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机制上。因此，确立住房权的宪法地位是公民基本权利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住房权得到救济的根本保证。 目前，把住房权规定为宪法的一项基本权利亦是国际社会的一种趋势， 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修改宪法或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住房权，然后对其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司法救济，实现住房权一定程度的可诉性。 宪法的确认不仅能为公民获得司法救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