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视角探讨商鞅政治思想的要旨.docVIP

　　政治哲学视角探讨商鞅政治思想的要旨 　　商鞅是先秦时期前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围绕农战所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使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也为秦国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鞅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之所以能被贯彻落实并取得成效，靠的是刑赏的推动，而刑赏则是法得以实施的重要手段。换言之，法不仅是具体的法令、政策，也是商鞅政治思想的理论核心或核心理念，是农战和刑赏的内在规范。因此，在政治哲学视域下重新审视并反思商鞅之法①的含义和目标，有助于理解商鞅政治思想的要旨，并为当前的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借鉴。 　　一、法的含义 　　在《商君书修权》篇，商鞅提出了法的概念，即法者国之权衡也（蒋礼鸿，1986:83）。这一概念道出了商鞅之法的三层含义：在基本语义层面，法就是法律、禁令；在政治思想层面，法指的是一种理想的治理国家、组织社会、建立秩序的政治原则、路线和方略；在具体制度层面，法又具有使法必行之法的深层意涵，即制定相应制度以保障法之必行并最终实现天下大治。 　　（一）基本语义层面的含义 　　基本语义层面上的法等同于法律、禁令，《商君书》中的法令、法制以及有时所言的法都有此种含义。如，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蒋礼鸿，1986:131）中的法,即指规范、约束人们言行及社会活动的法律、禁令；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蒋礼鸿，1986:130），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蒋礼鸿，1986:144）中的法制、法令都含有法律、禁令之义。此外，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关农战的奖惩措施，则是法的进一步具体化，如《垦令》中颁布的20条垦荒法令。正因为商鞅之法具有基本语义层面的含义，商鞅所主张法律之规范性、公开性、公平性、通俗性等特征（吴保平、张晓芒，2012:42-44）才得以凸显，他的一系列政治原则、路线和方略才具有可以实施或实现的载体。 　　（二）政治思想层面的含义 　　政治思想层面的法作为一种理想的治理国家、组织社会、建立秩序的政治原则、路线和方略，体现了商鞅系统而完备的法治思想理论。较之基本语义层面上的法,更能突显商鞅政治思想的特质。在《商君书》中，商鞅将其表述为缘法而治、任法而治、以法相治（蒋礼鸿，1986:130、137）等，意指依靠法律的强制性和规范性来约束臣民乃至君主，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并最终实现天下大治。就此而言，商鞅之法是对《管子》以法治国①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即以法治国作为商鞅之法的深层结构，其含义主要是：明主治国，惟法是视，不仅要立法创制，而且要坚守法令度量，做到动无非法，依法赏诛而不阿贵不遗贱。（程燎原，2011:7）具体而言，政治思想层面的法,即商鞅的法治思想包含了以法为治,生法者君也,法之必行,救世、富强、致治、尊君等四大互相关联的要义（程燎原，2011:8）。其中，法之必行是商鞅法治思想的关键；无此，即使有法可依，也难以实现救世、富强、致治、尊君的政治理想。 　　那么，商鞅如何使法之必行呢？ 　　其一，要使法之必行,必须使所颁布的法律、禁令取得公众的充分信任，即具有公信力。商鞅认为，法在推行和严格执行过程中是一个严肃性、权威性和有效性的诚信问题。这是迈向法治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这事关法律的威慑力。一旦身处上层的权贵破法不罚，身处下层的民众就难以建立起对新法和国家的信赖（吴保平、张晓芒，2012:43）。《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正说明这一点。同时，商鞅也道出了新法乃至统治者获得公众信赖的重要性，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蒋礼鸿，1986:82）；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蒋礼鸿，1986:65）。 　　其二，要使法之必行,必须保证所颁布的法律和禁令完全公开、通俗易懂。商鞅主张公布成文法，并在《定分》（蒋礼鸿，1986:146）篇再三强调其法要明白易知;同时，又主张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以利于法律、禁令的普及，使妇孺皆知。因此，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可见，完全公开、通俗易懂的法律、禁令，不仅是法之必行的前提，也是实现万民自治的基础。从秦国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何建章，1990:71）可以看出，普法教育成效显著。 　　其三，要使法之必行,必须坚持法的公平性。商鞅将法的公平性视作壹刑,也就是司马谈所称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迁，1959:3291）。他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蒋礼鸿，1986:100）在商鞅看来，法之必行的关键在于上和贵,只有自上、自贵行法，刑无等级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话。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