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社会学家对劳工问题及其治理的调查和著述.docVIP

　　民国社会学家对劳工问题及其治理的调查和著述 　　劳工问题一直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近些年来， 南海本田罢工、 富士康工人连环自杀等一些焦点事件都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可以说， 工人的抗争、 维权乃至组织化等问题已经对新时期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因而也引起了社会学家的研究兴趣。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聚焦于当下的经验研究， 本文试图为劳工问题及其治理的研究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 在本文中， 我们将回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现代工人阶级产生的历史情境中， 考察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对于当时劳工问题及其治理的调查和着述， 并讨论其对于我们今天在理解劳工问题和进行社会治理时所能提供的启发。 　　当代的劳工社会学基本上可以分为劳动过程、 劳动力市场、 劳工运动、 全球化和劳工问题等若干重要面向。 与之相比， 民国社会学的劳工研究， 在内容上既有相似之处， 也有其不同的侧重点。 大致而言， 民国社会学的劳工研究主要聚焦于工人生活程度和生活费、 工厂内部管理、 工会与行会、 劳资争议与罢工、 工厂法等议题， 事实上， 这些议题也代表了民国社会学家研究劳工治理的五重视角， 即劳工家庭的视角、 工厂政治的视角、 劳工组织的视角、 劳工运动的视角以及劳工立法的视角。 进一步地， 这五重视角又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家庭和工厂构成了劳工治理的基本单位， 劳工的组织化与工人运动则构成了劳工治理的核心问题， 而关于劳工问题的政策立法则构成了劳工治理的关键环节。 下文将首先就这三个层次、 五重视角分别加以梳理， 接着再进一步讨论民国劳工社会学研究的当代意义和启发。 　　一、 家庭与工厂： 劳工治理的基本单位 　　 　　家庭和工厂构成了劳工活动的两个基本社会空间。 劳工的劳动力再生产主要在家庭场域内完成， 而劳工之间的团结和分化， 乃至劳工的集体行动都是由工厂内部的制度安排和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所形塑的。 因此， 家庭和工厂成为劳工治理的两个基本单位。 在民国时期， 无论是从劳工家庭视角出发的研究， 还是从工厂政治视角出发的研究， 都在当时社会学家的研究中有所体现。 　　（一） 家庭的视角 　　 　　从家庭的视角来考察劳工问题， 主要体现在对于劳工家庭所做的家计调查。 家计调查即关于生活费和生活程度的调查， 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了解 平均每家消费物品的量和值， 去做编制生活费指数时拣样和加权的张本; 二是 分析收支情形和研究生活程度.[1] 　　通过家计调查， 计算家庭的消费量以及物价的变迁， 由此计算出生活费指数。 　　之所以要进行家计调查， 原因在于， 在当时的社会学家看来， 要想改良工界的生活， 必先知道工界的谋生的实情， 那就是要从研究生活费入手。 如果工界的生活费有了系统的研究， 那么关于许多劳资争议问题如罢工， 暴动， 社会不安等， 或有圆满解决的希望， 这便是工业和平的基础.[2] 　　在这些研究中， 最重要的是陶孟和的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 陶孟和很早就认识到， 生活费是劳动问题、 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 在中国实有系统的调查的必要。[3] 　　在该书中， 他分析了北平 48 户手艺工人家庭从 1926 年 11 月到 1927 年 4 月之间共 288 本家庭账本。[4] 　　1927 年至 1928 年， 陶孟和领导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又分别与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和上海市调查物价处合作， 开展了天津手艺工人家庭生活调查和上海纱厂工人生活费调查， 前者选取了 132 个工人家庭， 调查结果由冯华年写成 《民国 16年至 17 年天津手艺工人家庭生活调查之分析》 一书； 后者则选取了 230 家纱厂工人家庭， 调查结果由杨西孟撰写成 《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 作为北平社会调查所 社会研究丛书 之一出版。 　　在学术界的推动下， 生活费研究也受到官方的重视， 例如， 上海市社会局在统计学家蔡正雅的指导下， 根据 305 家工人家庭的家计调查， 算出每家全年的生活费， 又以此为基础， 算出生活费支出， 以1926 年为基期， 等于 100.0, 自 1926 年 1 月起， 至 1931 年 2 月止， 按月发表。 同时还编制了工资指数和物价指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 上海的经济发生重大变化， 为适应新形势， 上海市社会局又改编了工人生活费指数， 以 1930 年为基期， 一直统计到 1938 年。[5] 　　此外， 南京市社会局、 实业部、 主计处、 社会部等政府部门都曾在不同的时间编制过工人生活费指数。[6] 　　需要强调的是， 生活费研究并非简单的统计工作， 而是试图以家庭这一基本单位为切入点， 去看劳工家庭结构的变迁及其在整体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位置。 以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研究为例， 从该调查中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