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制度设计的基础研究.docVIP

　　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制度设计的基础研究 　　要统筹城乡教育，促进城乡教育和谐发展，必须建立起城乡教育统筹发展的长效机制。在统筹城乡教育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人为的随意性，应加强制度建设。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制度设计是至为重要的一环，因为制度设计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城乡教育统筹的效果。而不同的制度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思维行为模式，所设计出的制度也不尽相同。换句话而言，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制度设计必须建立在相应的基础上，这是进行制度设计的前提。 　　一、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制度设计的人性基础 　　人性是所有教育制度设计的基础。由于人性的复杂性，使得对于人性的认识往往只能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综观历史上对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可谓见仁见智，有主张人性善的，有主张人性恶的，还有主张性有善有恶或性无善无恶的。对于教育制度设计来说，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就会有不同的制度设计，而不同的制度设计又会导致人们产生不同的行为，进而形塑着不同的人性。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人性本善的假设非常普遍。如《三字经》开头就提到人之初，性本善.孔子并没有直接论及人性的问题。他主张仁,认为仁是人修养的最高境界。从这一点来推断，孔子对于人性的态度还是较为明确的，初步奠定了性善论的基础。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孟子明确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 　　在西方，人性善的假设肇始于古希腊。在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中，人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是升入天堂，与神灵为友；一是下地狱，与鬼魅作伴。在苏格拉底看来，神灵是智慧的化身，德性就是知识，它为人安排了灵魂，真理是人最高的主宰。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真理，只有不断地追问，不断地认识自我，才能获得真理。卢梭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善良的种子，后来之所以变坏，主要是后天不良的社会环境所致。他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2] 　　与孟子不同，同为儒家思想继承人的荀子则持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能中不存在道德与理智，若听之任之不加节制，必将产生暴力，因而人性本恶。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3] 　　在西方，持性恶论主张的大有人在。霍布斯从机械唯物主义出发，提出了利己主义自私论，认为人首先是一种自然物体,人的自然本性支配着人的思想和行动，决定社会生活。在他看来，在人的天性中就包含有造成相互争斗的根源：人们为求利而竞争，为安全而猜疑，为求名而侵犯别人。[4] 　　为了遏制人的自私天性，应通过规范的、明确的法律制度来加以限制。休谟明确地指出：政治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5] 　　总体来看，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制度文化主要是以性善论作为其人性基础的，注重社会个体的反省、自律，强调道德对于人的行为的约束作用，而不是通过外在的法律制度来规范社会个体的行为。虽然历史上较有影响的法家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但法家所倡导的法是生于君的，帝王的道德修养程度将直接决定法的适用范畴和效果。正是在性善论的影响下，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慢慢形成了以德治、人治、孝治等为特色的传统。由于过于重视人的道德自律，将道德凌驾于正式制度之上，忽视了正式制度在规训人的行为中的作用，导致了人性中的恶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善未能得到充分张扬。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多以性恶论作为其制度设计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以限制公共权力为特征的系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们行恶的倾向，较为有效地防止了公共权力的异化。然而，凡事均有两面性，建立在性恶论假设基础之上的制度设计，由于过于强调人性不好的一面，就会在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过分看重制度的惩恶功能，而对于制度的扬善功能重视不够。 　　由是可知，无论是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抑或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均有其不足之处。其实，人性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倾向。在统筹城乡教育的过程中，理想的制度设计应是二者的完美结合。具体来说，主要应注意以下四点：一是应认识到，城乡教育统筹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应认识到，农村教育之所以比城市教育落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国家长期实行城市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造成的。现在实行城乡教育统筹发展，并在某些方面对农村教育实行倾斜制度是教育上的一大善举,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二是在设计城乡教育统筹发展的制度时，在重视制度的规训功能的同时，还应认识到制度的激励功能，不应给人带来过多的束缚，以通过制度更好地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