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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我国高铁的经济影响与发展政策探究 　　摘要：我国高铁的建设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是政府重要的工作内容。文章利用增长率模型分析了高铁的建设运营对湖北省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认为其对地区生产总值、就业、固定资产投资、居民储蓄、交通运输、旅游业方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增加地方财政等方面的影响却微乎其微。该结论与传统认识不完全一致。基于此，文章最后对高铁自身的准公共产品和自然垄断属性进行分析，以此提出相应的发展政策。 　　关键词：新常态；高铁；实际影响；发展政策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并把“新常态”作为执政新理念的关键词。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的涵义，认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此外，有观点认为“新常态”还有一个特征便是多挑战，即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 　　在中国经济增速整体放缓的大环境下，我国高铁的建设发展速度却依旧高涨：至2014年12月底，我国时速达200公里以上的高铁新线运营里程已经达到19369.8公里，占到了全球高铁运营里程的50%以上；根据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方案，至2015年年底，我国将会建成42条高铁客运专线，基本上建成以“四纵四横”为骨架的全国快速客运网，总里程将超过20000公里。“高铁时代”已悄然而至。 　　高铁作为当代铁路科学技术的一项重大成就，是我国科技实力增强、交通运输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的体现。然而，在“新常态”下，我国高铁的建成通车是否能以强大的助推力促进经济的实际增长？这是在新形势下，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重要课题。因此，通过对高铁的建成通车初期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实证研究，将使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客观、理性地看待“高铁经济”的实际影响，同时相关的政策分析也为高铁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这对湖北省乃至全国的高铁建设规划，以及进一步促进湖北省、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新常态”的研究 　　文魁（2014）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应该从两方面进行认识：从内在过程看，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增长后，必然出现增速的“换挡期”；从外部环境看，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常态”使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进入自己的新常态。因而，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对新常态词汇的热使用，而恰恰应该有一个冷思考。张慧莲，汪红驹（2014）则从经济增长减速、“保增长、控风险、调结构、促改革”的宏观调控政策、经济结构调整、要素供给瓶颈、改革与完善国家安全治理的方面阐述了中国式“新常态”。 　　（二）关于高铁经济影响的研究 　　1. 高铁建成通车的正外部性研究 　　刘凯（2011）通过分析指出武广高铁的建成通车，有利于湖南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和网络连通性、城市等级规模、空间结构和职能结构的提升，并助推湖南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白云峰（2010）认为高铁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部分，具体包括提高沿线地区铁路运输能力、创造或提高区域可达性、区域经济发展推动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就业效应、城市化效应，环境保护效应等七方面内容。 　　2. 高铁运营的负效益问题的研究 　　罗文志（2011）提到，我国目前运营的高铁线路亏损严重，高铁债务总额高达2万多亿元，有些高铁线的年收入甚至不够支付利息，更无从谈起经济效益。李想、杨英法（2014）认为高铁的经济效应具有两面性，既具有正面效应，也具有负面效应，如虹吸效应、对其他运输方式的冲击效应等，需要正确利用，将其正面效应发挥到最大而将其负面效应降低到最小。 　　（三）关于促进高铁发展的政策的研究 　　赵庆国（2013）着重以高铁产业核心层为研究对象，通过传统体制和政企分开体制下高铁产业发展比较，明确了高铁产业的发展定位，并分别在高铁产业发展的管制体制、运价及安全规制、技术发展、投融资改革以及高铁区域布局等领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冯华，薛鹏（2011）通过分析我国高铁的综合效益，并借鉴国外经验，提出我国对高铁支持政策一些建议：加大中央政府补贴，完善地方政府补贴；政府支持高铁科研与教育，创造发展环境；加快投融资政策的改革和创新等。 　　（四）本文的研究思路及内容 　　国内的文献资料大多是在理论或实证方面对高铁的经济影响，且主要是对经济的正向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对高铁建成后是否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或者说不显著的正向影响的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以湖北省为例，力图通过统计数据和计量模型的分析，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