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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柔软生命敲击尖锐历史冰封 　　新世纪以来，被人称为孤独写作者的翁新华，相继出版了《香木》《淫羊藿》《女人的麦哲伦航线》《城市木马》《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等五部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因其强烈的探索性与鲜明的现实指向曾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当然，这样一种创作倾向同样体现于他的《牙齿》《最后一声杭育》《盘话》《的哥麦碗》《拿摩乎》等中篇小说。尤其《的哥麦碗》，直面当下时代处于遽变中人的精神状态，尖锐地揭示了人性与社会现实之“恶”的缠绵景象。① 然而，其中篇新作《给一棵树放电影》，却回避了直击现实问题的尖锐叙事，而是以最为柔软的生命敲击坚硬的历史冰封，犹似《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使用的那把夹在《圣经》中的小铁锤，三年时间内敲穿那个需要60年才能敲穿的地洞。 阅读《给一棵树放电影》，会自觉不自觉地走进这部已经映完却又正在放映着的、散发出舒缓、温婉和质朴气息的“电影”之中。就这一层面来说，小说所呈现出的“变化”，不仅突显了翁新华从最细微处入手把握生活本质，以及看透历史现实的能力，而且也恰恰确证了小说的尖锐度不一定都需要用重锤来敲动的创作理念。 一、小人物与“好人” 《给一棵树放电影》，从名字到内容都富有诗意；通过乡村电影放映员“我”讲述上世纪70年代末，野战四连两位战士韩柱子和韩小武在军营留守处的故事。相异于以往程式化的军旅小说，翁新华没有着力描绘多姿多彩的军旅生活，而是尽情言说自己的天地。没有豪言壮语，没有虚假做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是质朴的小人物，都有一颗简单而透明的心。 要给小说中的人物做一个分类，主要有这样两类，一类是以韩柱子和韩小武为代表的留守战士；另一类是以“我”、张三牧、梅婶、稻子、谷子等为代表的公社社员。小说展现的生活场景，也是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丝丝缕缕。这种氛围的选择，决定了小说是一首恬淡的长诗。 柱子是个26岁的老兵，“是个孤儿，原本早该复员了，却赖在连队不走，连部经报请上级批准，就让他留了下来，算是超期服役”。而18岁的新兵韩小武“入伍前当过赤脚医生，除了能治病，还有不少其他才艺”。 四连开拔后，这两个来自东北的农村兵留守营房，因留守处没拨军饷，给养全靠养猪的收入支付。即使是在仅有两人的情况下，他们仍严守纪律，保持军人的本色，不向村民索取分毫，却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比如，小武冒着生命危险及时给被毒蛇咬伤的村民梅婶清毒；每当“我”到留守处放映电影，小武就会去山上采野蕨，拾蘑菇，掏喜鹊蛋，或去小溪里扳螃蟹，摸鲫鱼，抓黄鳝，这既缓解了没有生活补给的压力，又为“我”这个放映员改善了生活；气温骤降，小武悄悄脱下自己大衣，送给正在给社员们放映电影的“我”；得知梅婶家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医药费，柱子毫不犹豫地拿出了省吃俭用的一百元；接到护路的紧急命令，柱子和小武赶到铁路边上的04号哨位，在冰天雪地中守候了整整14个小时，作为哥哥的柱子，三番五次把自己的大衣强行让给弟弟，自己差一点冻毙，等等。 无疑，小武和柱子是每个人身边的熟悉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神秘或神圣感，所做的也是平凡小事。但是，在公社社员尤其是张三牧一家人看来，他们却又是真真切切的好人。不论是张三牧那“噗通一声跪下”，还是“四朵金花”的登门拜谢，都说明了他们作为“好人”而存在的事实。 不容否认，“好人”一直是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主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学制造了各式各样被膜拜的“好人”，甚至达到了泛滥的地步。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好人”又走下了“神坛”，来到了“人间”。但近年来，“好人”又似乎脱胎换骨成为了“平民”，我们又见到了大量的小人物成长为“大好人”的叙事。 翁新华的小说，则完全跳出以上窠臼，着眼平凡，书写平凡，追求的近似于天籁。 《给一棵树放电影》出彩之处，在于绝非追赶时髦去叙述小人物的“成长”，也不是要厘清“好人”叙事的流变过程；它用庸常与平淡，演绎了两个战士当兵的出发点——以转干改变穷困的物质生活现状，能在光棍成堆的故乡娶上女人，过上一种绝对算不上奢侈的农家生活。如果说这个梦想也算非分，连上帝都是可以原谅的。 柱子的工作是养猪，他不愿提及在连队的工作，“是怕露丑，家乡人都不知道俺们在部队养猪”。为了实现“梦想”，他把希望寄托在小武身上，“你脑袋瓜比俺灵，年龄也小一疙瘩，总有一天首长会看中的。你是哥写信动员来部队，又是一个大队的乡亲，哥巴望你有出息。你得给哥争口气。哥是没指望了，就算不会把俺赶走，恐怕也会一辈子养猪吧。”他腾出时间给小武看书，“把留守处百分之八十的活计揽下了。”他不是在做一个班长，而是在做一个兄长。 与柱子相比，小武的梦想则强烈一些，他一心想着“迟早会上前线”，“俺擦枪，打靶，练习瞄准，扔手榴弹，钻研《孙子兵法》和毛主席的游击战、麻雀战，人民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