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下文化触变-以梅娘为个案.docVIP

战时下文化触变:以梅娘为个案 　　《梅娘：学生阅读经典》（江啸声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的封皮用的是牛皮纸，尺寸开度接近方形，这往往是为儿童读物设计的开度，乍看上去，书的装帧很简单，甚至可以说稍显简陋，又因为它标明是学生阅读的经典，很容易为学界忽视。不过，从所选篇目上看，上编涵盖了梅娘走上“满洲国”文坛的代表作《傍晚的喜剧》《侨民》，以及名噪北京沦陷区文坛的三部代表作《蚌》《鱼》《蟹》和另外一部短篇《行路难》。不过要指出的是，收录的这些小说又不是当时小说的原貌，都是作者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动手修改过的。下编是散文作品，其中《我的青少年时期》《长春忆旧》《我与日本》《我的大学生活》等篇目，是梅娘的自传。该书收录的作品所呈现出的自我辩解和重新塑造，是体制钳制下个人做出的调适或妥协，它既是梅娘个人的精神史，也是不同体制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成长史的典型。 书的“序”为梅娘的女儿柳青所作。抗战胜利之后，中国进入内战；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反右和“文革”风暴骤降。梅娘先是在肃反运动中因战时经历被定为“日本特务嫌疑”，后又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关进劳改农场。就在这时，女儿柳青提出与母亲断绝关系。时隔近半个世纪，柳青在这篇序里公开地深情忏悔： 后来很长的日子里，我都想回避这一问题，想给自己找到解释。但我的良心明白，心里没有解释。什么解释都是苍白的。我已经做了失去人性的事，越找解释，就越见人性的残破和丧失。……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不惜先革了自己亲人的命。不能因为此种情况在“文革”中比比皆是，就姑息开脱自己。如果人人都能有不泯灭自己的良知和良心的定力，“文革”的灾难就远不会达到这样的深入和广泛。 这样的“序”无疑是“自供书”，是她个人最隐秘的历史的首次释怀，更为整整一代人的忏悔。 附录《一个女作家的一生》的初次发表是在1987年3月的《追求》杂志上，它的意义在于：作者陈放也是任职于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的梅娘的好友在该文中提出了一个“南玲北梅”的说法，这个说法在广为流传中不断遭到质疑，愈被质疑愈是为学界后辈引用、论证。 综观全书，无论是从梅娘阅读史的角度，还是从梅娘研究史的角度，它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作为历史人物的“梅娘”的出现，跟中国沦陷于日本铁蹄下的那段命运相关，故此，本文以日本的侵华战争为源点，来探讨这本书所呈现出来的复杂面貌。 小说：战时下的文化触变 所谓“文化触变”，是因文化接触而引起的变化，它源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新创词语acculturation的译词。20世纪，战争是其重要特征，战争将导致两国之间的文化强行接触；中国的“近代化”，毋宁说是为了抵抗而发生文化触变的过程。到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沦陷区文学中所谓“汉奸文学”“附逆文学”的比重相当小，真正的汉奸文人也屈指可数。即便是被判定为汉奸的周作人、张资平等，他们的民族认同并没有发生改变，在文化上也表现出或强或弱的抵抗。再反观历史，沦陷区的中国文人在不可避免地不断吸收敌国的文化时，还要不断去抵抗对方的压倒性优势，防止不被对方的文化所吞没，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危险尝试。以梅娘作为研究个案，来考察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文化触变，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也在于此。 《傍晚的喜剧》讲述的是学徒工小六子在开浆洗房的王掌柜家备受欺凌的故事。在“满洲国”“五族协和”的体制中，朝鲜人作为日本殖民地子民，其地位要高于满洲人，被称为“二太君”。内掌柜通过让一位朝鲜男子给日本官府的人当男妓，从而包揽了“铁道里铁道外混洋差使的人”的所有生意。这个朝鲜男子同时也是内掌柜养的汉子，他生性善良，经常暗中保护小六子。朝鲜男子的悲惨命运反映了“五族协和”体制的虚妄。初版是以小六子的悲惨命运为主线的，是要揭示“满洲国”时期处于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与没有经过修改的初版相比，可以看出，修改版所塑造的“满洲国”图景更为开阔，它触及了“满洲国”的深层矛盾。小说《侨民》里的朝鲜人与满人一样喜欢吃大蒜，嘴里有臭味，遭到日人的嫌恶，通过这种感官反应来揭示“五族和谐”口号下的人种歧视。《蚌》里也有这样一个朝鲜人形象，他始终没有露面，但从主人公的叙述中能够看出，这个姓安的朝鲜人不再是出卖身体的底层，他的父亲是警察厅的长官。白参议的四子经常借口要攀附安姓同学而向母亲索要钱财，母亲也想沾朝鲜人的光、怕得罪朝鲜人，于是尽量满足儿子的要求。 《蚌》中的梅丽在划船时，腿上被溅上水珠，原来是白艇上的四个喝醉的士兵，其中一个用生硬的音调，唱着不完整的：“我是二八……八的满洲姑娘”；另一个画面：当梅丽与女友在街上走着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闯到她们面前，“舌头不成形的卷动着，生硬地操着当地的土语，酒气直喷到三人的脸上，衬衫半开着，袒露着前胸，领带歪到一边去”，“怪声怪气地唱起了‘忘レナイデ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