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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民城市生活融入度问题探究 　　“新市民”如今代替了“农民工”而越来越深入人心，新市民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城市下岗人员和兼职的异地在校大学生等群体的集合。其中，外来务工人员与异地在校大学生所占比例最大，加之多年以来，人们将目光聚焦在外来务工人员维权问题以及当代大学生生活问题上，因此，深入研究这部分特殊群体势在必行，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中心展开问题说明与研究。 融入度社会距离外来务工人员城市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城市的外来工工作人员数量急剧扩大，还呈现出“家庭化”，“常住化”趋势。随着人口移动的规模不断增大，人们给了农民工一个尊称——“新市民”。 据调查结果推算，2009年外出新市民11567万人，比上年增加385万人，增长3.4%；举家外出新市民2966万人，增加107万人，增长3.7%。在本乡镇以内从业6个月以上的本地新市民8445万人，减少56万，下降0.7%（摘自：2009年新市民监测调查报告）。大批的新市民来到异乡工作，他们是否有归属感是很值得政府的关注的，这不仅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包容度，体现现代文明的进程，更有助于城市秩序的稳定，健全社会功能。 根据我们的调研结果，可以总结出：总体来说，城市生活融入程度低，其中低收入群体融入度较低，高收入群体融入度高；青年人比其他年龄段融入程度高；岗位不同，融入度也不尽相同。 在调研的200名对象中，所有人都认为，在南京有一套住宅可以让自己觉得融入到这个城市中，然而，南京的高房价不是一般的新市民可以承担得起的，也就是说，在很多新市民的观念中，距离融入城市生活还有很大的距离。同时，我们可以认为，新市民有足够的资金和当地人拥有同样的消费水平可以让自己更好地融入城市，而非“别人的友好态度”等，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有了钱即可换来别人的尊重，然后就能让自己觉得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1921年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和伯吉斯著的《社会学科导论》中首次提出“社会距离概念”，人与人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距离，这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距离的大小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是来自条件较差的农村或偏远的省市，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居住环境，交流人群，生活方式，语言习惯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当地人出于本能的心理将他们排除在自己的生活圈外，同时新市民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早已有了深刻的了解，因此也不愿主动与外人沟通交流。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让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人的社会距离在拉大。 在我们调研对象中，67%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的朋友仅限于自己的工友或老乡，和其他人没多少接触，一来，他们的闲暇时间较少，其次，他们对城市人有种回避心理，不愿意有多的交流。现在新市民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歧视，为数不少的城市人觉得自己是本城市的主人，收入，地位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于是产生了歧视心理。大部分新市民在城市中做着本城市人不愿做的最基层的工作，收入较低，而城市的消费水平比较高，这一现实让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衣服简单脏乱的形象深深映入我们的脑海中，再加上很多新市民受教育程度较低，话语中多少都存在不雅词语等多方面因素加总在一起，让很多人觉得他们和高楼林立的城市格格不入，因此对他们敬而远之。 另外，民工市场的负责人提到，民工市场周围小区的治安较其他地方来说比较差，犯罪率高，因此，部分市民甚至害怕和新市民有交往。而且，新市民也存在着自卑心理，认为自己做的工作比城市人卑微，于是，更多的新市民聚居在工作场所附近，不仅是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开支，也可以让他们有融入感，当然，这种融入是指融入他们生活圈而不是融入所在城市，新市民更愿意把自己“围”起来，形成一个小团体，避免与外交流，寻找那一份归属感。在他们看来，衣着简单朴素甚至脏破的自己完全和着装干净华丽的当地人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很多人在做出尝试之前就断定，当地人不愿意与自己有交流，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没人愿意面对外人投来的不好的眼神，因此，选择远离。外来务工人员心理上与这个城市以及本地人存在隔膜，本地人也不愿意和他们有更多的交流，新市民也对本地其他人群有着偏见，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我们调研对象中，所有人都认为城市人好坏参半。根据博格达斯的社会距离量表观点，人们对某一群体的偏见越深，就越不愿意与该群体成员交往。在我们调研过程中，也受到了一些阻碍，有些人带着仇视的心理甚至恶语相对，这些都可以看做是社会距离较大的表现。双方都不愿主动去尝试交流，只能让彼此间的猜忌，避讳变多，社会距离也随之加大。 与收入较低的新市民相比，已在城市定居，收入较高的新市民城市生活融入度就高得多。在我们调研对象中，有一位在10几年前来到南京打工，现在开了自己的饭店，年收入10多万元的先生，他平时也在南京某高校做厨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