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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制度激励机制探究回顾和评述 　　摘要：独立董事作为 “舶来品”应用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尚处于发展阶段。本文以中国资本市场的现实，借鉴国外部分文献，从法律层次、声誉机制和薪酬激励三个方面，系统梳理独立董事制度激励机制的研究成果，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以期为后续有关独立董事方面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独立董事 法律层次 声誉机制 薪酬激励 一、引言 独立董事制度始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目的是防止企业内部人控制，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独立董事制度已经是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Fama（1980）认为董事会是企业中最高的内部监督者，控制企业内部决策和有效施行。独立董事虽是董事会的成员，但从独立于企业自身的角度缓解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同内部董事行使监督职能（Fama and Jensen，1983）。2001年我国颁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标志着独立董事制度强制地植入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中小股东的权益时常被侵害，独立董事的作用并不显著（孔玉生等，2008）。现有研究发现，法律、声誉和薪酬是激励和约束独立董事的三个重要因素。独立董事参与上市公司的治理行为得到足够的法律支撑才是基本有效的，支撑内容包括对权利义务的诉求以及责任缺失的惩罚两方面，旨在从正向和负向激励独立董事履职行为，因而法律因素在独立董事激励结构中起到奠基作用。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大多是较有名望的学者或其他公司的管理层，具有较高的声望，履职行为效果会导致外界对其声誉评价产生变化，这紧密关系到独立董事后续任职机会和隐性收益，因此独立董事的任职角色特性决定了声誉在独立董事激励因素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以往资本市场的研究中，薪酬激励被认为是弱化股东与经理人代理问题的重要手段。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给予独立董事薪酬也能产生激励，但基于独立董事角色的特殊性，这种薪酬激励方式仍有待完善。综合三种因素，从环境特征来说，独立董事的法律规范与声誉评价独立于就职的上市公司，属于外部环境因素，而独立董事的薪酬仍由上市公司制定并发放，更多体现着公司内部环境因素；从约束强度来说，法律规范带有强制性，属于硬约束，声誉和薪酬因素并无明确权责条件的规定，因而属于软约束。法律、声誉和薪酬三因素对独立董事的激励是由独立董事任职公司外部至内部、强制至宽松的顺序变化，本文对独立董事激励机制相关文献梳理是从法律层次、声誉机制与薪酬激励三方面展开评述。 二、独立董事激励机制相关研究 （ 一 ）独立董事制度法律层次研究 与英美等典型的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并存，共同行使对公司内部监督职权，但在唐跃军（2004）的调查中发现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导致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职责不能充分区别，监督效果不明显。从独立董事法律激励角度来说，李立新（2008）认为独立董事一方面缺少行使职权的具体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也缺少对独立董事义务的法律约束，这导致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具有“花瓶董事”和“人情董事”。凭借公司内部股东或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的影响并不能使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作用，必须依靠立法机关或监管机构制定明确的标准才能实现（汤立斌，2004）。唐清泉（2006）的问卷调查结果中表明51%的独立董事认为现行法律制度是影响独立董事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独立董事的权利和责任是保证其发挥作用的源泉，结合我国的现状来看，权责方面的法律规定缺乏标准细化，这导致独立董事法律激励不足。从2001年强制实行独立董事制度以来，法律法规制定严重滞后，独立董事对履职行为有较低的预期风险，参与舞弊和不作为的案例比比皆是，而后产生法律问责机制方面的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我国有些财务舞弊案件发生后，并不是所有的独立董事都被处罚，甚至，处于同一公司的独立董事承担的责任也有很大区别（尚兆燕，2010）。可见，独立董事法律制度在惩罚机制上缺乏公平原则，这种现象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与处罚标准缺失以及判罚的主观随意性相关。国外有关问责机制研究中以Bernard Black etc（2006）的最为典型，他们对独立董事制度较为成熟的国家进行分析，发现独立董事大部分赔偿由公司或者DO保险支付，几乎没有承担现金赔偿责任。因此，国内外关于独立董事问责处理差异是明显的。国外市场可能更多考虑到独立董事不能自由获得公司信息，并且承担的风险责任应低于执行董事，从法律角度给予独立董事风险补偿或适当的责任免除保证来确保独立董事充分运用权利的信心，激励其履职行为。黄韬等（2005）认为如果忽略上述独立董事的劣势，将造成独立董事人力资源的过度稀缺。我国独立董事法律激励存在正向和负向两方面的问题，既不能通过完善权利和责任给予独立董事充分监督的信心，也不能公平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