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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日食发生和对社会影响 【摘 要】对于现代人来说，日食是一种很正常的自然现象。然而，在两汉时期，日食的出现对人们来说是一种令人敬畏的灾异。上到君主，下至平民百姓都会为了“救日”而进行一系列活动，以此来弥补自身的过失以及取得“天”的庇护。另外，日食的发生也会关联到臣下及后宫。 【关键词】日食；救日；修德 两汉时期，日食（蚀）的出现对于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令人敬畏的灾异。日食一般发生在朔，即农历初一当日。此时月球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但因太阳轨道（黄道）与月球轨道（白道）有一定交角，所以并非每次朔日皆有日食发生，有可能提前或者推后一天。提前一天就是晦日，即月末；推后一天即初二，古人称为“二日”。朱文鑫先生在其《历代日食考》中总结出两汉间日食次数，“两汉四百二十五年，日食之见于史著者，凡一百四十有二。”其中《汉书·五行志》中五十四次，《后汉书·五行志》中七十二次，其余的在本纪、传、注中时有出现。“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天下无之。” [1]而“刘向以为日、月蚀及星逆行，非太平之常。” [1]日食的出现，对于统治者及普通百姓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一、“救日”与统治者“修德” 在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产生之前，古人就认为天能干预人事，“天子”作为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管理人间。人的行为，特别是统治者的行为和政治措施也会反映于天。统治者若违背了天的意志，上天就要通过异象来发出警告，若执迷不悟，天就要降更大的灾祸，甚至另行安排代理人。“夫至尊莫过乎天，天之变莫大乎日蚀” [2]上天所表现的各种异象中，以日食最为严重。对人们来说，日食既然是灾异的征兆，那么为了避免灾异的发生，人们要进行“救日”活动。早在原始社会时，人们认为日食是太阳遭到某种动物的侵犯，就敲锣打鼓帮助太阳驱逐动物，很快太阳就恢复了，人们就认为这种方式达到了一定效果，这算是最原始的“救日”活动。随着时间推移人们认为日食并不是简单的动物侵犯，也许是出于上天的意愿，象征着人世间会有灾难发生。人们逐渐开始祈求上天，举行祭祀仪式，希望上天不要降祸于人间。《春秋》曰“日食，鼓，用牲于社。”可知，春秋时期发生日食时，人们除敲锣打鼓外，还要用牺牲祭祀土地之神。形成一种较为正式的祭祀仪式。 汉代统治者认为“救日”很有必要，“日食必救之，阴侵阳也。鼓攻之，以阳责阴也。” [2]汉代的“救日”仪式相比前代更为庄重、复杂。有了祭祀的领导人“执事者”，且在衣着裤袜等服饰上特别讲究。《后汉书·五行志》引挚虞《决疑要注》曰“凡救日食，皆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日有变，伐鼓闻音，侍臣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已下皆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驱驰绕宫，察巡守备，周而复始。日复常，乃皆罢之。”每当发生日食，天子穿素服，不到正殿上朝，并有侍卫守护，直到“救日”成功。由此可见，在人们观念中，日食的发生受到从统治者到黎民百姓的特别关注，可谓真正“天大的事”。 日食的发生常常被认为是君主“失德”引起的。《史记·天官书》云“日变修德，……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天下无之。”一旦出现日食，则意味着君主举措失当或犯过错所致。司马迁提出四种补救方法，其中以“修德”、“修政”最为重要。所谓“修德”，就是皇帝要亲自反省自己的过错，检讨自身行为，修养自己的德行。最重要的表现是皇帝的“罪己诏”。 文帝二年十一月，日有食之。文帝下诏“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3]文帝把日食发生的原因归为自己的“失德”而下诏“罪己”，并让臣下上书直言，举荐人才，以此纠正自己的过失，文帝也成为史著记载中首位“罪己”的帝王。又永平八年十月，日有食之，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而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 [4]于是百官上奏，各陈其辞。“帝览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 [4]基于这些情况可知，一方面，日食发生后，皇帝颁布“罪己诏”，首先会认为是自己“失德”所致，并做深刻检讨，继而令百官各司其职，令臣下上书直言，或是推举人才等，通过这些方式，以此来“修德”，减少或避免日食带来的灾祸。另一方面，对皇帝来说，在日食出现时发布“罪己诏”，也可以显示自己的雍容大度、敬天重礼、直言纳谏。 二、日食与臣下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皇帝的权势至高无上，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因素可以制约他。除利用日食这一自然现象，使统治者认识到日食是自身“失德”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