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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谍战剧反面人物塑造艺术进步 从1959年的《我的一家》算起，中国谍战电视剧的发展已经历五十多年。纵观五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谍战电视剧不但形成了规模，树立了品牌，而且在技术条件、艺术水准、美学追求、文化内涵、生产体制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试从反面人物形象塑造的发展演变入手，管窥中国谍战电视剧的艺术进步。 类型化： 从扁平人物到圆形人物 “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概念出自英国文艺理论家爱·摩·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扁平人物最简洁的形式就是他们是环绕着一个单一的概念或品质塑造起来的；如果他们身上的概念或品质不止一种，我们就会看到他们逐渐向凸圆的人物发展的趋势”。①中国谍战电视剧中的反面人物形象就经历了一个从扁平人物到圆形人物的转变过程。 在《我的一家》（1959年）、《暴风雨中》（1961年）、《告别山城》（1963年）等早期的中国谍战电视剧中，反面人物形象都很简单，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坏。他们是扁平的，也是脸谱化的、定型化了的。 进入新时期，在最初的几年里，这种情况似乎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比如，1981年《敌营十八年》中的主要反面人物形象宣子奇、何特派员等。其中，宣子奇非常愚蠢，特别容易轻信副官、地下党员江波的话；何特派员阴险狡诈，心狠手辣，专与我党为敌。它们都是典型的扁平人物。1984年《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反面人物形象也不例外。特务科长葛明礼和他的手下秦得利长得獐头鼠目，对下飞扬跋扈，对上极尽巴结奉承之能事。他们充当了日本人的鹰犬，挖空心思企图找到我地下党，然后置之于死地。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电视荧屏上涌现出一大批谍战电视剧。人们惊奇地发现，其中的反面人物形象变得鲜活起来。比如，2008年推出的《潜伏》中的特务头子吴敬中。他有对党（国民党）国（中华民国）的忠诚，但是，他更看重个人的利害得失，他不惜用手中的权力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当党国之大厦将倾的时候，他却早早地把自己的财产、家眷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我们看到，这个反面人物形象不再像宣子奇、葛明礼那样，只有简单的一个特点，而是多种特点的复合。因此我们称之为圆形人物。还有2012年推出的《悬崖》中的特务头子高彬。他是日本人的鹰犬，以搜捕、杀害抗日份子为职业。同时，他工作能力强，成为众多抗日人士的克星；他立场坚定，即使自己私交甚好的属下周乙最后被证明是地下党，他也绝不姑息；他对属下关爱有加，当知道周乙的妻子生产，他主动给周乙放假，让他到佳木斯去探视。高彬就是这样一个反面人物形象：既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当然坏的一面是主要的、根本的。因此，他属于典型的圆形人物。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极坏的人是极少的，更多的是介于极好和极坏之间的人，所以像宣子奇、葛明礼那样的扁平人物离生活很远，我们觉得他们不真实、不可信，而像吴敬中、高彬这样的圆形人物离生活很近，我们觉得他们是真实的、可信的。也就是说，圆形人物比扁平人物的艺术价值高。因此，中国谍战电视剧中的反面人物形象从扁平人物发展到圆形人物在艺术上是一种进步。 主体性： 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 “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概念出自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②这里的“我”，指的是创作者。“有我”“无我”不是创作者在作品中出不出现的意思，而是创作者的主观色彩在作品中体现得明不明显的意思。有我之境，指的是创作者在作品中表现的情感比较直露，倾向比较鲜明。而无我之境，指的是创作者在作品中表现的情感比较含蓄，倾向没有那么明显。 早期的谍战电视剧，在塑造反面人物形象的时候，创作者表现出了强烈的情感和倾向，即厌恶和贬斥。这集中体现在对他们无以复加的丑化上。一是将其外表丑化。比如，1984年推出的《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葛明礼、秦得利长得丑陋，一看就不是好人。这与仪表堂堂、器宇轩昂的王一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创作者的好恶一看便知。二是放大其恶习。比如，1981年推出的《敌营十八年》中宣子奇派去刺杀赵一青的手下人，好吃、好喝、好色，为此把正事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创作者把这些特点加诸这些人身上时，他们的反面效果就活脱脱显露出来。第三，展现其小聪明与真愚蠢。《敌营十八年》中宣子奇、何坤等人，与江波等我党同志相比，在智力上要低很多。这就造成了在历次较量中他们都明显占下风，虽然他们看起来诡计多端，但却都是愚蠢的小聪明。因此，谍战电视剧表现反面人物的诡计多端正是为了反衬正面人物的技高一筹，表现反面人物的小聪明正是为表现正面人物的大智慧做铺垫。第四，说明其无政治信仰。不少反面人物只想着升官发财，这充分说明，他们是没有政治信仰的，而这也与为了革命敢于舍生取义的正面人物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近年来，中国谍战电视剧悄然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