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金融业发展和协作路径研究.docVIP

京津冀金融业发展和协作路径研究 　　摘要：随着京津冀都市圈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京津冀的经济合作正向更深层次拓展，三地间合理的金融业分工与协作势在必行。在对京津冀金融业分工与协作进行了实证分析后提出，京津冀应建立分层次金融体系，构建地区性金融网络；利用金融业合理分工与协作推动京津冀地区发展；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完善金融合作政策制度；强化地区金融系统间合作。 关键词：京津冀；金融业；环渤海地区；金融业协作；金融业体制改革；经济增长；金融合作政策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5-0063-06 一、京津冀金融业发展及差距分析 在对京津冀三地金融业发展与协作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结合京津冀三省市在区域金融业布局中的具体定位进行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京津冀三省市1990—2009年人均真实GDP的对数值、金融机构全部存贷款年度增加值占其GDP的比重、金融机构总存贷比、保费收入年度增加值占其GDP的比重4个时间序列分别构建相应的模型。通过建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发展水平间的相关模型，从而对京津冀的金融业发展水平以及分工协作进行分析。 经济增长指标：我们用PRGDP代表京津冀三省市1990—2009年人均真实GDP（1990年人均GDP为1），该指标反映了三省市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绩效，且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因此可以直接应用。 金融发展指标：在实证分析的过程中，衡量金融业发展状况的指标我们选取了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效率。 1. 金融规模指标（SCALE）：在对金融规模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时，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1993）的研究得到广泛的推崇。他们曾提出两个衡量金融规模的指标：①传统的金融深度（financial depth）指标LLY，定义为全部金融中介体的流动负债与GDP的比值。②BANK，定义为各接受存款业务的商业银行的国内资产与该资产和中央银行国内资产加总的比值。虽然金和莱文所提出的指标很全面地描述了金融规模的发展情况，但是这些指标往往都是从总体上衡量一国的金融规模的，且需要大量的统计数据，而本文在研究中却很难搜集到这方面的数据，如我国目前缺乏地区层面的金融资产和M2的统计数据。因而，我们在衡量京津冀金融规模时无法应用上述指标。本文中，我们借鉴周立（2003）在研究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时所采用的方法，以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金融规模的指标，采用存款和贷款的加总数作为金融资产比较的一个窄的衡量指标。为了增加数据可比性以及连续性，我们在此基础上，把“存贷和”处理为各年度的存贷和之差。 2. 金融发展效率（SL）指标：金融发展中介的效率由配置效率以及运营效率构成。运行效率指的是银行系统用最小的代价可以动员更多储蓄金。但因为在我国管理费用以及利率水平采用的是行政定价，与此同时管理费用的数据较难获得，因此在文中我们并没有应用运营效率指标。配置效率主要指银行把部门中的盈余资金转化成为贷款的效率。因此在该指标的度量中，我们运用金融机构总存贷比（SL）来作为金融发展效率的度量指标。 3. 金融结构指标（INS）：我国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保险市场，但是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由于国家的相关政策、企业的信用状况等因素，我国债券市场的规模相对较小。因而，我们在本文中主要考察股票市场以及保险市场。具体到京津冀区域，股票市场对其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肯定的。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统计数据，无法用数学模型来实证分析。因此本文采用三省市金融保险业年度增加值与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近似衡量，该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金融结构。 为了防止在时间序列中出现的异方差现象，我们对选取的四个指标分别进行对数处理。这样的数据处理不仅消除了可能出现的异方差现象，同时也不会改变序列间原本的协整关系。研究数据大多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金融年鉴》（1994—2010）、《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5—2009）、《北京市金融年鉴》（2000—2010），部分来自于网络资源，如中经网等。 （二）实证检验过程与分析 1. ADF检验。所有的时间序列变量均满足于同阶单整，这是在后续的实证中所要应用的序列间的协整关系、因果关系以及VAR模型建立的前提。本文主要采用ADF检验。表1给出了各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结果表明：京津冀三地人均真实GDP的对数值、三省市金融机构全部存贷款年度增加值占其GDP的比重、三省市金融机构总存贷比以及三省市保费收入年增加值占其GDP的比重这4个序列的ADF都是非平稳的，而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 对于非平稳的经济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