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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和兼爱思想比较探究 　　[摘 要] 儒墨两家作为先秦时期的两大显学，针对当时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 都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儒家推崇“仁爱”，墨家提倡“兼爱”，两种思想在施爱方式、义利观等方面体现了各自的差异和独特之处。同时，“仁爱”与“兼爱”在本质上却又有其共通之处。 [关键词] 仁爱；兼爱；儒家；墨家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衰落和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当中，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念，社会各阶级、集团、国家的人们，以及他们在思想上的代表人物，都从自身的利益和需求出发，确定了自身的价值取向，提出了自身的价值观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成为了对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显学”，他们围绕着天人、群己、义利、德力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但二者并非是决然对立，也有其相通之处。 一、“仁爱”与“兼爱”思想的内涵 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的孔子，他的思想是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大潮流之下，对殷商文化进行反思的产物，其结果是突出了人的价值和地位。孔子在批判地继承了自殷周至春秋以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仁”的观念。”仁”在孔子思想中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意思：广义的仁，指孝悌、忠信、仁爱、志勇、仁义、忠恕等诸道德的总称；狭义的仁，就指爱人的同情心。仁的内容包括多个方面，但其道德内在性首先表现为“爱人”。《论语·颜渊》中记载：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是孔子对“仁”的问题的一次最直接的问答，它表明了仁的核心意义即“爱人”。但是，孔子的“爱人”并不是没有区别地爱一切人，而是要求以孝悌为本，从爱自己家中最亲近的人开始，逐步推及到社会其他人身上，在道德上实行一种推己及人的原则。因而我们说仁爱首先是一种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有差等的爱，即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不过光爱自己的亲人是不够的，孔子的本意在于推己及人，“能近取譬”，由此把爱亲之仁推广到爱众之仁，以使“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墨子的兼爱学说则产生于贵族宗法社会已经瓦解，新兴地主阶级即将粉墨登场的时代，它反映着“农与工肆之人”要求生存、平等与自由的要求，代表了小生产者、手工业者、城市工商业者在社会大变动时代的利益。墨子学孔子之学，习儒者之业，但他反对孔子仁爱理论中那种分亲疏、分等差、分厚薄、由近及远的仁爱之道，他基于当时社会中的人际冲突，为解除天下大害而提出了“兼爱”的思想。墨子将天下祸乱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交相恶”，并认为提倡“兼爱”乃是根本的解决办法：“使天下兼相爱，则天下治。”所谓“兼爱”即对天下之人不分远近亲疏兼而爱之，“爱人若爱己身，视人若视己身，视人国若视己国。” 二、“仁爱”与“兼爱”的对立 1、“仁爱”与“兼爱”的施爱方式不同 “仁爱”与“兼爱”在施爱的顺序和程度上都存在着差异。儒家的“仁爱”思想建立在“亲亲”基础之上，是以父母兄弟之爱为同心圆的圆心，层层外推，逐渐扩充到对宗族、国家和社会的差等之爱。在施爱方式上强调尊卑有等、亲疏有别、长幼有序。孟子把仁者爱人的等差原则概括为 “亲亲”、“仁民”和“爱物”三个等级，进而强调其先后、本末之分，其间的秩序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孔孟之仁的等差性决定“仁爱”之爱在爱人的顺序和程度上有了先后、远近和厚薄之别。 与孔子差等之爱不同的墨子的“兼爱”思想要求爱无差等。墨子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视父母与君若其身”。也就是说兼爱思想要平等的施爱于所有人，视人若己，爱人利人。显然，墨子所主张的 “爱人”是与孔子“爱有差等”相对立的，是没有顺序上先后、程度上厚薄、不分彼此的“爱无差等”的平等的“爱人”。 2、“仁爱”与“兼爱”的推行方式不同 孔子对仁爱的推行，更多的是注重人的内在心理动因，对仁的推行采取的是“忠恕”之道，忠恕的核心是“推”，即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忠恕之道侧重于己，行仁的过程是由根基于血缘关系的亲子之爱，推至“爱人”，最后达到“泛爱众”的最高境界。体现了由近及远、由亲而疏的变化，遵循的是“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孔子认为只要及人，以同情心待人，便可达到仁的境界。 而墨子在推行“兼爱”学说时提倡爱无差等，同时认为兼爱要想得到有效地推行则需要外力的作用来帮助实现。需要王者和社会上一部分有先觉者的身体力行，墨子认为为人君者应当做到“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墨子认为还应该在社会中营造“兼爱”之氛围，因为人的选择要受周围环境影响：“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其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已为五色矣”。如果整个大环境都为爱的阳光所普照，人们怎么会不爱其他人呢？ 3、“仁爱”与“兼爱”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