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邦形象塑造窥视马班文学思想异同.docVIP

从刘邦形象塑造窥视马班文学思想异同内容摘要：《史记》和《汉书》作为史学的奠基之作，对后世影响深远；作为文学和史学结合的典范之作，也体现着司马迁和班固两位作者的文学思想和审美倾向。笔者试从两者对刘邦形象的描写入手，探究两人文学思想的异同，并从家世背景、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和思想来源三个方面分析其原因。 关键词：《史记》 《汉书》 刘邦形象 马班文学思想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两部著作可谓是文、史结合的典范。两书在刘邦称王到武帝太初末年，即公元前206年—公元前101年这一时期是重合的，《汉书》在大部分沿用《史记》的史实和语段基础之上，也做以适当的增减和改写，这些细枝末节无不体现出两人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倾向。今人从史学方面评论马班异同的俯仰皆是，但从文学思想方面将两者加以对比的则为数不多。现拟从司马迁和班固对刘邦这一人物的描写与塑造，窥视他们文学思想的异同之处。 一.班固对司马迁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司马迁著《史记》的优良传统深深地影响着班固，《汉书》的撰成，很多方面都是对司马迁文学传统和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首先，在对文学的态度方面，两人都注重史传文学的叙述性和历史的严谨性，坚持文史兼治。无论是《史记·高祖本纪》还是《汉书·高帝纪》，都以时间为顺序、以事件为填充，将刘邦从草莽到帝王的传奇一生展现出来。班固在此方面更注重时间的准确性，将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确定在月份。如“陈胜起蕲”，司马迁仅记载“秦二世元年秋”，而班固则更具体为“秦二世元年秋七月”。另一方面，两者都能以轻灵脱俗的笔调，将瑕瑜互见的刘邦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叙述也不失灵动和传奇色彩。难怪李翱说：“前汉事迹，灼然传在人口者，以司马迁、班固叙述高简之工，故学者悦而习焉，其读之其详也。” 其次，关于文学的来源，司马迁认识到社会生活是文学的真正源泉，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为了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司马迁在长期的创作中，非常注重观察体验。他幼年时耕牧，成年后漫游名山大川、探访名胜古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并能够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来践行这一理论，他为了写作《高祖本纪》，曾特意到徐州，查看楚汉相争的战场，整篇文章从时间、地点、人物到事件都源于史料、忠于史实。班固曾对司马迁秉笔直书的著书态度给予高度的评价：“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也表明二者在有关文学来源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最后关于文学的社会作用，两人都主张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司马迁在《乐书》中阐明乐能“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班固也有类似的主张“其威仪足以充目，音足以动耳，诗语足以感心……”。他们都继承了儒家的诗乐观点，强调诗乐的教化作用。在《史记·高祖本纪》的“太史公曰”和《汉书·高帝纪》的“赞曰”部分，虽然前者以循环论谈“变”，后者则究高祖之本，但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强调汉家制度一统天下是合乎天理，顺乎民意的，旨在于告知当下民众要顺从汉制，对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起着积极的作用。 二.司马迁和班固文学思想的相异之处 1.主导观念不同。 司马迁作为一名有思想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强烈的批判精神；班固则深受封建正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正统观念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他们创作倾向的不同，具体在刘邦形象的描写和塑造上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二者对刘邦的称谓不同。在《汉书·高帝纪》中，无论是刘邦称帝前还是称帝后都统一称其为“高祖”，表现得毕恭毕敬；而《史记·高祖本纪》则不同，记载刘邦自起义到立沛公前称其为“刘季”，封王前称“沛公”，垓下之战前称为“汉王”，后为“高祖”。可见马班对于刘邦这一历史人物的态度有着本质的区别，班固对统治者是高度的尊崇，而司马迁则流露出对刘邦本身，甚至是统治阶级某种行为的不满。 其次，司马迁在鸿门宴中的座次作了详细的说明：“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而班固则略去不写，原因之一可能是要维护刘邦的形象。正统观念上，向南者为尊，而最后为帝的刘邦居然向北而坐，有损于一代帝王的形象。可见《汉书》是以儒家思想为纲常，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来说人论事，较之《史记》缺乏批判精神。 再者，对刘邦形象“神化”的用意各异。在《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开篇，都描写了一系列有关刘邦的轶闻，但二者的出发点却大相径庭，刘邦从一介平民而成为一朝天子，对于百姓而言，是很难理解的，司马迁试图从神秘文化中寻求刘邦成功的原因。而班固则是以神论为刘邦称帝寻求合理说辞，宣传儒家的君权神授思想。在记载“秦始皇常曰东南有天子气”这一部分，《汉书·高帝纪》比《史记·高祖本纪》少“高祖即自疑”五个字，仅仅这五个字，就能巧妙将刘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