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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事契约视角论商事诚信制度完善 　　摘 要： 商事契约是商事交易行为的一种重要形式，在订立和履行商事契约的时候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文从契约正义理论、职业责任、社会责任和信赖利益分析了商事契约注重诚实信用的法伦理基础。并基于此提出了建立规则透明的商业文化，避免制度性弱者、建立商事诚信自律制度，强化专业化行为人的职业责任、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增强商人的社会责任和加强商事主体的附带责任四个方面了完善商事诚信制度的构建。 关键词：商事诚信；商事契约；诚实信用 有人说，人类的思想是由自私自利的基因构成的，但它却朝着社会的、相互信任的和彼此合作的方向发展。该观点看似自相矛盾，但却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在现代社会，几乎找不到任何形式的商事行为，不需要人们的社会合作就可以完成。信任如同钱财一样可以外借，可以用来下注冒险，可以贮藏，也可以挥霍浪费。在人际往来中，多一份信任，就会多一份回报。[1]现代经济是契约经济，商事契约以诚信伦理为前提，同时契约的履行以诚信伦理得以持续的证明，经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建立诚信的商业伦理。但是，在现阶段，商事主体在商事交易中违背诚信的行为时有发生。“诚信危机”在很在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商事交易的发展。 一、商事契约中的商事诚信 正如梅因在其《古代法》中所说“迄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2]人类早期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而不是一个契约社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商业往来中的信任关系更多地依赖于人们在社会中的血缘纽带及身份，而不是依赖普遍性的契约制度。因此，人类早期的商事信用并不发达。基于此，梅因才对所谓古代社会的人们更加诚实、善良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进而认为商事信用是伴随着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扩展的。诚信是个限定行为的概念，包含了无论是在订立契约还是履行契约过程中都要避免诡诈和欺骗行径。商事契约的订立虽是自由的，但如果没有商事诚信存在的话，契约自由也可能只是神话，而演变成强者控制弱者的不自由局面。在订立商事契约时，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契约时应该如实告知相关事实，不应该刻意隐瞒，也不能胡编乱造，扭曲事实。诚信的概念不仅常常用来惩罚交易约定时的欺诈和缺乏诚意，还要求一种友善的态度，并且反对在履行契约义务过程中的诡诈和骗行。这使得有人主张在履行阶段诚信原则包含了分担的义务、利他主义的义务。[3]商事契约订立后则是履行的问题，在履行契约时，应该在时间、地点、交易标的物等上严格按照契约来，不应该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也不应该迟延履行或不履行。 二、商事契约注重诚实信用的法伦理基础 1、契约正义理论 契约法不仅是理论中的法，更是实践中的法。诚如耶林在一百多年前所说，“法不仅仅是思想，而是活的力量。”[4]如果契约法不关注社会的变化，不建立起它与社会生活的实际联系，那它就将真的走向死亡。[5]契约正义理论正是基于对社会生活的关注而提出来的，因为纯粹的契约自由的结果往往导致形成了强者控制弱者的不自由局面，导致了契约垄断的局面，以合法形式掩盖了非法目的。契约正义理论强调实质正义，而契约正义理论的实现途径是限制契约自由，具体的限制途径是通过立法限制和司法限制来实现的，尤其是在立法中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在司法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法院开始在契约义务中解释一项合理的要求，使当事人确立的契约条款公平化。[6]诚实信用原则本来是“在很大程度上不确定、意义有待充实的概念”，[7]但是法官正好利用这一弹性特点，发挥其正义衡平功能，为限制契约自由服务，使契约条款公平化。 2、职业责任 现代民商法中越来越只注重人的平等性和抽象化，而忽视了人的多层次和多维度。商事活动具有较强的技术性，那从事商事活动的商主体也具有一定的职业要求。以消费者为一方当事人的提供服务的商业交易关系中，另一方当事人应当有一种不必规定在法律条款与合同文字中的保证，即按照所属行业或特殊服务项目自身性质来说必须具备的法律保障，体现出其营利的正当性与承担道义上义务的必然要求。一旦超出了这种正当性的合理界限，就应该由法律施加必要的限制，或者授权司法机关进行裁判上的有效救济，以此来达到对于弱势群体的特殊关怀。 3、社会责任 商法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法律或道德义务，而是商法在调整商主体实施营利性商行为的过程中，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高度，对商主体及其商行为的营利性所作出的限制，以及对利益相关的社会主体给予的特殊保护。这是商事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也是作为商法调整对象的商主体在实施商行为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8]但商法也不是不加区分地限制行为人处分其财产利益的权利，任意牺牲一部分营利性主体的利益换取对相对人利益的维护。实际上，商法以充分尊重行为人的正当利益为前提，只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