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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活力角度看亚洲城市高密度发展模式 　　【摘要】从城市角度看，人口密度过高或过低都造成一种深度隐忧。目的本身并非隐忧的原因，而是一种表象。几乎所有规划对城市的评价中，都以欧洲式的慵懒闲适作为“宜居城市”的唯一标准，这种占据通知地位的观念恰恰是一种欧洲式的片面。本文试图从城市活力的角度充新审视这一观点。 【关键词】城市活力 高密度 运作效率 人本主义 【正文】 “如果不选择我们自己的路，为什么还需要思想？”——托斯妥耶夫斯基 与欧洲城市典型的低密度发展模式相比，亚洲绝大多数的城市都有资格被称为“充满活力的地方”。城市活力指“一个城市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目标及对生态环境、人的能力提升的支持程度”。对应于城市结构体系，城市活力体系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及文化活力，且其相互联系密切，共同对城市活力形成支撑。城市活力体现城市各要素和资源的活跃性、开放性及相关约束的合理性，并综合表现为城市运行和发展的效率。一般认为，具有活力的城市是那些能够不断拓展成长空间，有效利用资源，挖掘增长潜力的城市。 活力较高的城市除繁华热闹的表象外，必须达到日常运作的高效率。在一般人的通识中存在一个误解：高密度一定等同于低效率。香港地铁的运行频率是欧洲地铁的5倍，单位时间内运输的乘客数量是欧洲地铁的10倍。换句话说，香港地铁的运作效率是欧洲地铁的50倍。通常人们会将高密度与低效率作无意识的等同，是因为人们目睹了许多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因高密度甚至超高密度而产生的问题。高密度城市所表现的问题不过是城市规划的“动态特性”的夸张版本，由于规划师的处理手法、分析误差、最终决策抑或其本身能力等方面的限制，规划往往对这类城市问题“矫枉过正”，没有从根本上进行疏导疏通，或因缺乏调研分析，只将“成功案例”进行机械地复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仔细对比密度差异较大的城市，又不得不承认其结果呈现出一个意料之外但情理之中的结果。 1、居民的可激活生活周期 夜生活的重要性与城市化水平呈正相关模式，这一关系尤其表现在一些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夜生活”与其他城市生活方式一样，既可以看作是城市活力的表现形式，同时也被诟病为城市藏污纳垢的可能性的一面。它恰恰也隐含了一个都市活力的主要指标之一——可激活的生活周期。 亚洲国家人口众多，上海、香港就是这样一种典型，人口聚集（外来人口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城市迅速发展扩张，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导致居民每日生活周期总长增加，进而促进城市在该功能方面的完善，又吸引更多人群加入到这个循环当中。 反观欧洲多数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并非取决于人口疏密情况，而是当地人“以人为本”的思想。一切以制度为准，而制度来自于当地人自身对于“城市活力”与“人权”的理解与理念。并非像亚洲城市这样多以自发形式组织形成多种自由形式的商业功能。在亚洲的许多大都市，居民的可激活生活周期甚至高达20小时每天。当我们身处一座不夜城时，我们不得不说它是一个“有活力的地方”。 2、建筑形式是被表达的“意愿” 高密度城市的建筑形态是一个极具矛盾的群体——本着经济至上的原则，规划师、建筑师在建筑密度和容积率方面大做文章，经过一系列精确地计算，最终得出若干种“模板”，并且由于不断追求建设和发展速度，以“模式母题”的方式将其无限复制，原本拥挤不堪的城市空间愈发单调和无聊。这是有意识的一面，是建筑师或规划师赋予此类城市的形式。另一方面，居民在生活中对城市进行无意识的改造，人类在居住空间上的要求十分苛刻。同样本着经济之上的原则，居民将房屋改造成各种形式的店面，有时候我们通过建筑的立面就可以大致估计其内部结构如何。这中自发的改造活动一种难以界定其性质好坏的城市的“过动”症状。 现代高密度城市带来的商品交易的繁荣运作几乎达到了一种“近乎疯魔的难以控制的”局面，三维空间中几乎每一个点都会成为经营者的必争之地。经营者们抱着“即使我的铁蹄无法踏上你的土地，也要将我的军旗在你的土地上迎风飘扬”的心态，将商业标识的作用及其处理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母题重复的发展模式下，建筑本身的立面形态以及材料等往往已被大量的商业标识所取代。这种感情和意志的被赋予，宣称了建筑对于人类不再是单纯的“客体”和“非感性”的代表。 3、人本观念的差异 一方面，既然规划界普遍以欧洲式的闲散和慢节奏的城市生活作为“宜居城市”的标准，那么为什么城市与城市之间人口差异悬殊的现象？如果高密度或超高密度的城市“不宜居”，那么其对于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 另一方面，亚洲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贫富差距巨大的发展时期，人民对于欧洲式田园都市的生活抱有极大的憧憬。然而在那些前往欧洲旅游或定居的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最后因为当地“过慢”的生活节奏而迫不及待回国。略探其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