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贺岁片舆论学解剖.docVIP

冯小刚贺岁片舆论学解剖作为当代中国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陈力丹，曾在其著作中敏锐地指出：“艺术信息形态的舆论，心理成分浓重，较为复杂，涉及更多的是公众内心深处的无意识表达或需求。如果能够较为细致地分析这种舆论形态，解剖一两件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及其公众的反应，对于准确地把握一个时期的舆论特征是很有意义的。”① 电影艺术，作为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在今天有着特别的影响。遗憾的是，我们很少看到学者们――舆论研究者或者影视研究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对于“一两件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所进行的“解剖”工作。在此，笔者不避学识的浅陋，选择了近年来颇有影响的冯小刚所导演的贺岁片系列进行这样一次解剖的尝试。 无论是陈力丹还是刘建明，虽然他们的建构各自舆论学的思路不一样，但是在各自的舆论学著作当中都把电影（影视）作为一种舆论形态来看待，放置在艺术这一大类的舆论形态当中。但是在他们的体系当中，没有能够展开论述，只是泛泛而谈――这对于他们是合适的。但是，以冯氏贺岁片为例深入分析一下这一舆论形态，既可以从新的角度解读冯氏电影，也可以从细致的角度了解影视这一舆论形体的特征。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舆论学者的若干抽象的理论，从具体的电影文本分析来看，还是显得线条过粗了。 陈力丹认为：“艺术形态的舆论所表达的公众意见或情绪倾向是相对间接的，但由于带有较强的情感性，因而能够比讯息形态的舆论更能深刻（注意这个词――笔者注）地反映一个时期舆论的特征。但是艺术形态的舆论不像观念形态的舆论那样直接表达意象，把握起来困难。”②而在陈力丹列举的艺术舆论形态中，有文学、音乐、舞蹈和绘画，也包括了电影。但是相对于其他几个古老的艺术门类，发展才100多年的电影并没有引起陈力丹的足够重视。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大众文化普泛的现代社会，甚至影响力比前面几个艺术门类更为强势的电影艺术却被忽视了。 和陈力丹不同，刘建明在他的《社会舆论原理》中倒是提到了影视作品，并且列举了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渴望》、《宰相刘罗锅》这两部电视连续剧，并且下结论说：“影视剧的轰动效应被艺术家所关注，因为它逼真的艺术手段把舆论氛围充分地真实化了……只有反映民意追求的戏剧，才具有舆论形态，才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③ 那么，影视作品到底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反映了“民意追求”，从而“具有舆论形态”的呢？笔者就冯氏的贺岁电影，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影视作品表现舆论层面的最浅显易见的是作品里面直接对于当下社会舆论或者历史上出现过的舆论现象进行反映。这样的舆论表现比较直观，往往表现为对于历史话语方式的回顾、对于当下事件的关注和对于社会思潮的反映。 在冯小刚前期的贺岁片中，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对于革命话语的调侃性运用。这在一方面当然是消解传统革命思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对于历史舆论现象的再现。这样的镜头，比比皆是。比如《甲方乙方》的开头，在电影正式开始时的一段独白：“我叫姚远，现年38岁，未婚，人品四六开，优点六，缺点四……”这里面反映传统地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方式的舆论样态，特别是把一个人分为“几几开”这样一种简单的思维模式。还有电影里面钱康的张口就来的对于革命时代话语的回顾：“我们的工作中也确实暴露了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同志们哪，不要小看这些问题，搞不好是要出乱子的。”“我们的祖国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些话语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舆论主流的回响。这样的回响，在其他几部贺岁片中也多有流露，如《不见不散》里面，刘元对牛清回忆毛主席老人家时说过的话。 这种历史话语的回顾，不只是表面的历史舆论现象的沉渣泛起，其方式从严肃向幽默的转变，是在更深层次上反映时代表达方式的转变和社会观念的转变。因为“口头语言是最常见的舆论行为”④，刘建明说：“俗语是舆论的神经末梢，不仅在生活领域，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也会随着新事物的产生而出现激变。”⑤在冯氏最具个性特色的电影幽默元素中，这里的语言用调侃的方式完成了对于历史舆论方式的回顾和反思。其调侃的姿态也表示中国社会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左”时期朝着改革开放的过渡，革命意识形态宽容，而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日渐确立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对于人们语言和思维的影响。 借电影人物对白语言来进行舆论的表达，不只是对于历史舆论现象的调侃，还有对于当今舆论中心的关注。这一点在冯氏前期的贺岁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1997年的《甲方乙方》对于香港回归重大历史时间的提及，1999年的贺岁片《没完没了》对于1998年暴发的洪水的触及，对于全球性的“跨世纪”舆论的突出，以及许多影片中对于“足球”的出线、比赛比分等的涉及。他常常利用岁末这个特殊的时间，把一年当中在人民生活中产生过广泛影响，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百姓日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