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别报道部当特别编辑.docVIP

在特别报道部当特别编辑有一天早上打开内部网看留言，发现凌晨2点左右，接连收到主编吴湘韩发来的7个留言，分别是7个选题的策划预案，每个成型的报道计划加上网上下载的参考材料，均有几万字。 当笔者把这事说给同事们听时，大家都很惊讶：“你们主编太有追求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追求，也是被版面定位磨出来的。在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当编辑，的确是个很有挑战性的活儿。 朝着专家中的杂家、杂家中的专家方向努力 2004年，中国青年报扩版时，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版面――特别报道版。当时的定位是“具有日报特色，体现日报优势，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重大新闻报道专题版”，每周一至五，每日一期。 2005年，特别报道版改为每周三个版，之后，版面定位也有了进一步修正：特别报道部作为中国青年报社承担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和舆论监督的部门，采编人员始终坚持“开掘真相，影响今天”的办版理念，在遵守新闻纪律的前提下，做有影响力的报道。要求选题实、新、深，时效性强，特别是当日的选题优先，重大舆论监督选题优先。 特别报道版的定位决定了编辑必须有跨领域的学习能力。而特别报道又是执行编辑主导制的，也就是说，在做每个报道之前，编辑首先要根据积累和学习，拿出想法。 在创立之初，每周五个版高强度的工作中，笔者最大的体会就是，几乎每天都面对新的领域，今天的选题是时政类的，明天的选题可能是科技方面的，后天又会是文化方面的，再后来也许就是法制方面的了……要做好多领域的报道，临阵磨枪成了必修功课。那时真是有一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 每天几乎都会迎来一个新鲜的课题，新鲜刺激着脑细胞高度活跃，这样的状态从创版第一周就开始了：《上海信息公开30天》（2004年6月1日）是时政类报道；《在脑死亡标准外冒险实践》（2004年6月2日）是有社会关注度的科技题材；《沱江污染报告再次审议记》（2004年6月3日）是当日新闻，这天的第二看点是一组关于报道院士大会的，主题直指学术不端问题。《听证会反方意见一边倒》报道美国举行的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首轮听证会，是国际重大事件。 要想做好多领域选题的策划，让每个专题都能有最精彩的呈现，编辑都要做专家中的杂家，杂家中的专家。当然，估计我们努力一生都不可能拥有这大师般的造诣，这只是努力追求的境界。 每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当然，每个新闻从业者都会有听到点风声就兴奋的新闻题材，也会有某几类新闻在眼前脑子却不走弦的时候。而作为特别报道版的编辑，这根弦是要一直绷着。 在众多领域中，时政类报道是笔者最需要花精力去学习研究的。 特别报道版曾做过一组专题，《椒江票决干部任免15年》，票决制的历史沿革是怎样的，票决制和议决制的差别是什么……不弄懂这一系列问题，真是不敢下手编稿子。 于是马上开始恶补，网络是最快的途径，同时，也可以向比较关注此类事件的同仁和专家请教。通常这种快速的学习和记忆，印象是会比较深刻的。如果有时间，或是报道做完后，能回过头来再找补找补，多了解一些周边和延伸的知识点，对日后的策划报道也会有很大好处。另外，这种学习过程中，有时能幸运地发现其他好线索，就一举多得了。 专家中的杂家，则意味着要用开阔的视野来揭开每一个新闻事件的多层意义。 比如上面提到的《在脑死亡标准外冒险实践》，一家权威医学期刊本要刊登脑死亡判定标准，在主管部门的干预下撤稿。这既是一个医学科技问题，同时牵扯到国家层面的立法，也有其社会伦理意义在其中。因此，这个专题不仅从医学层面探讨了脑死亡标准判定的争议，也在主稿中提出：“它与资源无关，与器官移植无关，它只与公平性有关。”在专题配稿《接受脑死亡不只是科技问题》中，专访了亚洲生命伦理学专家，谈其社会伦理意义。三篇小链接《关于脑死亡的三大争论》、《脑死亡标准制定大事记》、《脑死亡国外立法一览》，分别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主题。 不追问就不特别 追问几乎成了每个特别报道部采编人员的本能。有时即使是正面报道，我们也会职业病发作似地想探探幕后的究竟，然后大家互相笑言：这个习惯不好，不好。 特别报道版曾发过一组报道《专家意见书凭什么说我有罪》。本来只是一个个案：广州一公司诉中国政法大学及其疑难案例研究中心等名誉侵权一案，联系到2002年，专家意见书曾影响刘涌故意杀人案的判决，“专家法律意见书”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影响显然已经超过了个案本身的谁胜谁负。 案件报道有多种做法，中规中矩的是庭审加采访控辩双方，不过这就不特别了。当天的报道中，个案只是一个由头，笋一层层被剥开，先是《法律意见书再遭舆论质疑》，之后露出的是《专家论证会的背后攻略》，其中提到的法学专家有偿参会并作出《法律意见书》影响司法独立，是最受公众诟病的，这篇稿子也是最有看头的。同时我们还做了个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