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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亚斯视野下竞技体育情感探究摘要：论述了埃利亚斯视野下竞技体育中的情感。从竞技体育中情感的心理起源和社会起源入手，在埃利亚斯视野下，对竞技体育中的情感以铰链、模仿、暴力和规则4个关键词予以解读。个体到群体性的情感表现在情感唤起、情感释放、情感失控以及情感控制4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反映了文明的进程的需求。埃利亚斯开创了竞技体育领域里的情感研究，引发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这是其对体育社会学的贡献。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竞技体育情感；埃利亚斯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6-0046-05 作为为数不多的把研究触角深入到体育领域中的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进程思想深刻影响了体育社会学领域。埃利亚斯在探索社会纽带当中人类观念和感情的形成和表达时，最为有力[1]。这源于埃利亚斯对人类情感的敏锐把握，其对情感的研究，很好地解读了竞技体育中的情感现象。在他看来，竞技体育的社会控制和自我控制的对象是个体的自我情感，个体与社会这一命题，贯穿埃利亚斯研究始终，竞技体育作为个体与社会衔接载体，对于情感的表达和控制极有研究价值。 1 竞技体育中的埃利亚斯情感研究 在社会学研究中，对于情感的界定是一个复杂问题。涂尔干的集体表征、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以及帕森斯主张的情感中立、米尔斯的情感管理、戈夫曼的戏剧理论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情感。早在20世纪30年代，埃利亚斯通过对欧洲中世纪以来，社交礼仪等情感行为的变化，形成了文明进程理论。 1966年世界杯足球赛，使埃利亚斯对先前竞技体育研究产生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他们（埃利亚斯、Eric Dunning）对足球研究已达7年。埃利亚斯的生活经历让人印象深刻，作为德国出身的犹太人，在二战期间，他的母亲被纳粹德国杀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长期流亡于英国，曾被英国政府视为“异己分子”遭到拘禁。可以说，纳粹德国带给他无限伤痛。战后，埃利亚斯长期客居英国。1966年足球世界杯，对于西德队的比赛，埃利亚斯很想西德输掉。不过，等到半决赛时，当西德队2︰1击败了苏联队，埃利亚斯却为西德队的胜利而激动不已，以至于说“德国人将此作为报复，因为他们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等到英格兰队与西德队在决赛相遇时，埃利亚斯更为激动。终场前30秒，西德队顽强地扳平了比分，埃利亚斯激动得无法观看加时赛。按照他原先设想，苏联和英国赢得比赛，或者更为确切地说，他本想西德输掉比赛。而等到西德队获胜或是有机会取胜时，埃利亚斯又非常希望西德队赢得比赛，他全然忘记了纳粹德国带给他的伤痛。埃利亚斯情感的变化引起了他和Eric Dunning （埃里克·邓恩）的兴趣。由此引发了他们对竞技体育中情感的广泛探讨。 埃利亚斯对竞技体育中的情感研究做了启蒙性的工作，随着引出了一系列的关注。其理论追随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某一体育运动项目演化中文明化和去暴力化研究，如Kenneth G Sheard、Dominic Malcolm；在文明进程理论下的体育化和去体育化研究，如Maarten Van Bottenburg和Johan Heilbron、Eric Dunning；竞技体育中的情感研究，如Joe Maguire、John D Ferguso、Eric Dunning。在竞技体育领域，埃利亚斯与其追随者关注的乃是个体情感如何演化为群体情感。从情感释放到身体暴力行为的产生，从情感控制到规则的形成，所引发的文明化进程。在埃利亚斯看来，情感是自然层面与社会层面交织的产物。 2 竞技体育中的情感起源 在埃利亚斯理论视域下，社会情感形成是由个体情感作为基础的。如果不能够越过“个体”和“社会”这两个概念的彼此对立去思考问题，如果把这种对立性简单地看作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我们就会走上歧路[2]。埃利亚斯对个体情感的敏感使他意识到，竞技体育活动中个体与社会/群体的链接在于情感。比起许多其他休闲形式，在竞技体育中，个体与社会（群体）的身份极为重要。 考察历史形态下的身体活动以及竞技体育中情感展现，从早期的祭祀活动、生存技能知识（跑、跳、投等身体活动）的传授到后期形成的舞蹈等身体活动，表现出对神灵与自然的敬畏，在挑战自然过程中的情感积累和释放。作为竞技体育文明形态的源头，古希腊竞技体育运动多数为祭礼竞技，竞技体育的情感释放表现为对神的尊崇。不过，娱乐性在竞技体育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竞技体育中，自我展现欲望已经露头，且不断增强。古代奥林匹克祭神竞技会上的情感变化，便是突出例证。初始期的竞技会（还处于军事民主制时代）上，神在人们心目中占有极高的地位，优胜者常常把自己争得的荣誉献给诸神。但进入文明时代后，神的影响逐渐削弱。人们更多是为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