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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崛起有四大支点 　　世界环境约束、劳动力约束、资源环境约束的倒逼机制也能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发挥积极作用。如果通过落实改革，能够释放制度红利，则中国经济有望建立投资和消费的内循环。从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四个环节出发，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过渡到更有利于消费增长的时期。 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过去10年高增长赖以存在的国内外经济基础正在动摇，同时，非均衡发展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在看到世界环境约束、劳动力约束、资源环境约束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倒逼机制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如果通过落实改革，能够释放制度红利，则中国经济有望建立投资和消费的内循环。从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四个环节出发，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过渡到更有利于消费增长的时期，消费崛起之梦可能会逐渐成为现实。 分配更有利于消费增长 比较中国与美、德、日、英等发达经济体的消费率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消费率还是居民消费率，中国都要偏低。 从中国自身消费率的情况看，政府消费率相对平稳，整体消费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消费率低，从而拉低了整体消费率。2006至2011年，中国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3.4%，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而居民消费率却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从2000年的46.4%降至2011年的35.4%，减少了1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率过低，主要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关。从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看，在相当长时间内，居民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自2000年以来，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住户占比一直呈持续降低态势，不仅不利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还降低了居民对消费的积极性。 在新的时期，受以下两方面的影响，国民收入分配已经并且未来将继续向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的方向改变，这将有利于消费的增长。 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有利于居民收入增长。在劳动力几近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劳动和其他要素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的收入很难提高。伴随着劳动力拐点的临近和到来，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变化转向更有利于劳动力供给者。近年来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加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劳动力的相对短缺。 从反映就业水平的劳动力求人倍数来看，2009年之前，求人倍数与中国经济增速走势方向一致。但是，2009年之后，求人倍数与经济增速走势发生了背离。期间中国经济下滑走低，但劳动力就业状况却稳步提升。这与前述劳动力拐点的宏观数据基本一致。这种改变将从根本上改变不利于劳动者的市场基础，推动居民收入的上升。 国家收入分配政策向居民倾斜，从制度上保障居民收入增长。国家已经出台，未来还将继续出台一系列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的分配政策，尤其是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国家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而在十六大、十七大上均未对居民收入增长提出具体量化目标。即便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亦未提出收入增长的具体量化目标。十八大对居民收入倍增量化，表明了政府在提振居民收入上的坚定决心。分配政策的实施从制度上保障了居民收入增长。 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利于消费提升 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消费的关系也非常明显。与劳动力人口相比，更多的非劳动力人口有助于提升消费。 以日本为例， 2000年日本65岁以上和15岁以下非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1.9%，最终居民消费率为56%；2011年日本65岁以上和15岁以下非劳动力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6.4%，最终居民消费率增长到了60.4%，日本非劳动力人口与其消费率正相关关系显著（附图）。 结合中国的情况看，1998年之前，非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和居民最终消费率走势基本一致，1998年后尽管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居民分配制度上仍不完善以及15岁以下非劳动人口占比下降，中国出现了非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和居民最终消费率的背离。未来随着分配制度的不断完善，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仍会回到以前的轨道上。 中国的人口结构与日本有相似之处，即15岁以下人口占比回落，老年人口占比持续增加。1997年以来，15岁以下人口占比逐年下滑，2010年后，15岁以下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比较稳定，近三年来该人口占比持续稳定在16.5%的水平。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从2006年的11.3%升至2012年的14.3%，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60岁和65岁人口占比差值逐年扩大，表明中国退休人员不断增多，他们为消费提升注入了新动力。 因此，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迁看，人口老龄化是主要矛盾，也是未来发展的大主题和大方向。随着人口不断老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