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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一体:《论语》人物系统建构机制 　　摘 要： 《论语》各章虽无一贯系统，但原书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一方面客观表现为四个相互联结的维度，亦即众星拱月——孔子神貌、各有千秋——孔门弟子、烘云托月——隐者风尚，以及旁见侧出——诸色人等；另一方面集中呈现出两种相互映照的类型，亦即正面的推崇与反面的批判。由此，原书人物在总体上一以贯之、自成体系，最终构成了“四维一体”的特殊机制。正是缘于人物群体的系统性和真实感，客观上促进了原书文学价值的生成。 关键词：《论语》；人物系统；建构机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1-0125-04 作者简介：阳 清，男，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邮编：650500 作为儒家学派的首部结集，《论语》所散发的文化魅力，不仅在于其作为显学的哲学思想，而且表现为原书在散文表达乃至文学创作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位置。关于前者，几千年来的儒学研究业已证明；后者则以人物形象和语言艺术为特色，并在近代以来的散文史中得到具体阐述。如果说刻画人物、塑造形象、表达人物真实的情感，不失为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那么这些艺术手段，亦是评价《论语》文学价值的立足点。胡念贻即认为，《论语》之文学成就，“首先在于它写出了孔子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的形象”，因为“这部书所写的人物，都以孔子为中心”。[1]这种说法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它客观揭示出了原书人物形象的规律性特别是系统性。 《论语》各章有无一贯系统是颇具争议的。南怀瑾指出：“以全部《论语》来讲，它本身就有一贯的系统”，用“以经解经”的态度来研究《论语》，“它可以说前后篇章贯而通之”。[2]与此截然相反，杨伯峻则认为《论语》“是若干片断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3]蔡尚思强调“《论语》一书在中国古籍中最为杂乱”，甚至阅读原书已八十多年，“也苦于无法完全知道哪几句话哪几段话是在哪一篇中”；[4]李零读《论语》的建议是，“既然书是乱的，我们何不把它拆开来读，庖丁解牛，大卸八块，通过对比，通过分析，看这本书到底都讲了些什么，不一定按原书的顺序读，或即使按原书顺序，也要一边读一边看，看前后左右是什么关系”。[5]笔者以为，《论语》在编排形式上虽无规律，但原书对哲学思想的阐发却是一以贯之的；为了更好地诠释儒学义理，《论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亦是自成体系的。 事实上，《论语》人物形象系统的建构机制，主要表现为四个相互联结的维度，亦即：众星拱月——孔子神貌，各有千秋——孔门弟子，烘云托月——隐者风尚，以及旁见侧出——诸色人等。这里，一方面可谓为建构方法，另一方面则是原书所塑造的对象，其核心是孔子及其儒家哲学思想，其范围遍布于原书每个章节之中。 具体来讲，《论语》在塑造孔子神貌时，主要围绕其四种身份来宏观展开。首先，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者，他积极主张仁义礼制，并且因为此种思想的巨大张力而泽被后学。从学术上讲，正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其次，孔子是积极入世的政治家，其儒家哲学重在实践和兼济天下，由此奔波列国，身体力行，《孟子·滕文公下》载其“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从政治效果上看，“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源，中国之历史，即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6]再次，孔子是私学教育的先师，他不仅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学习方法，而且在教学相长中做到师生融洽。孔子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给几千年来的国民教育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最后，孔子并非神话般的人物，他通过修身和勤学，虽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平常人的品质和能力，但是其神圣光环却是后人给予的。孔子实际上具有一般人的普遍特质，这在孔门日常生活中尤其明显。要之，从宏观上看，《论语》塑造出了孔子温文尔雅的儒者风貌、矢志不渝的政治情怀、博学睿智的先师形象，以及平凡与世俗化的生活面孔。 袁嘉谷曰：“余读《论语》二十篇，肃然而叹孔子之至圣。学至圣者诚，记至圣之言行容止者精。”[7]原书对孔子形象的塑造，之所以能达到“记至圣之言行容止者精”的文学效果，重在使用“众星拱月”的方式来进行，亦即通过孔子与弟子以及其他贤者的交往特别是人物对话，从侧面刻画孔门优秀弟子和他者的同时，集中凸显出中心人物的本来面貌。《论语》的中心人物自然是孔子，原书所客观呈现的，既不是“历史的孔子”，亦即“历史上由人们对实在的孔子的认识或再认识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有关孔子的形象或概念，即种种孔子观”，亦不是“符号的孔子”，亦即“孔子之为孔子，不再是一种纯个人的私名，而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人们交流与对话、对抗与互动时共同运用的公共的符号”，而是真正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