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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传记所载士大夫家贫思索 　　[摘要]宋朝士大夫以自身阶层的角度来界定贫富，而非社会大众的一般标准，“贫穷”具有阶级观念。官宦的“清贫”话语有些只是强调士大夫的生活态度，未必真正的贫穷。自述贫贱也许是内心主观的想法，未必是外在客观的事实。宋朝士大夫自称贫困的原因有六：一是自谦之词，传统谦逊文化下的制式词汇；二是标榜布衣出身，有别于恩荫出身，彰显登科的可贵；三是表示为官清廉，强调安贫以示搡守廉洁；四是隐瞒不足为外人所道之事。如从事末业商贾，以家贫难已维生作为掩饰；五是自幼失怙的另一说法；六是辞官或外放的借口。贫穷未必是一种负面或耻辱的名词，有些士大夫甚至出现“显贫而藏富”的心态。 [关键词]士大夫 贫穷 贵贱 登科 楼钥 文天祥 一、问题的由来 朱熹有篇墓志铭，记载黄璃（朱熹弟子黄干之父）面对父亲后事：“家贫，鬻曲于市，而挟书随之。苟非其义，虽寒且饥，不可得而衣食也。闽俗多火葬，公遭父丧，亲党怜其贫，喻使从俗。公哀号不答，尽鬻家人衣具，卒葬以礼。事母竞竞，……自奉简薄，而于奉于亲极其厚。”根据是文，因其“家贫”，黄父无法土葬，亲党建议“从俗”火葬，“尽鬻家人衣具”，方“卒葬以礼”。“葬以礼”意谓土葬，开销较大，但黄家仍选择土葬。黄父葬礼并非能否办理的问题，而是选择葬礼的方式。无独有偶，朱熹另一篇神道碑描述王师愈父丧，颇为相似：“俄遭父丧，贫不得窆，族姻欲使从俗为火葬。公号泣不食者累日，见者感动，合力助之，乃克襄事。终丧，家益穷空。教学以养母，而自奉甚薄，人所难堪。”闭这也是葬礼的选择，与前者的差别在于经费，族姻“合力助之”。①由此，笔者认为人们内心所认定的贫富多寡，有时是相对的认知，并非绝对的标准，还与社会价值观有密切的关联。 士人贫穷的议题，研究取径多从五方面进行：其一，张邦炜教授着眼于社会阶层垂直流动方面，一朝登科，由贫而贵。其二，梁庚尧教授从贫士生活出发，职官制度上，官员待阙的平均时间拉长，造成不少的官员实际收入偏低，甚至贫困不给。其三，梁其姿院士从士人认同意识出发，以梁庚尧教授的研究为基础，进而分析说：“南宋以贫士自居的士人的特点似乎在于他们空前的普遍性。虽然宋代士子的贫同样地难以有客观的定义，……这些自命贫穷的士人，……甚至中举当官的，也往往以贫穷来形容及表示自己的清廉与气节。”其四，苗书梅教授着眼于官僚制度，认为低阶官员收入较少，中下阶官员待阙的时间颇长。其五，陶晋生院士从家族的发展策略出发，论及士族不愿置产理财的原因。梁院士用“自居”、“自命”来形容贫士如何自我认定，并说明贫穷难有客观的定义，本文受其启发撰写此文。本文的研究对象以士大夫为主，以未仕宦士人为辅。 二、家贫的质疑 梁庚尧认为导致士人和官宦家贫的共通因素，一是生活态度，二是经济压力。罔实际上的原因还可能包括：教育费用、赴举食宿、食指浩繁、抚恤亲友、物价上涨及通货膨胀、挥霍奢侈、婚丧喜庆耗费、圆析产分家、自然灾害、战乱或民变、家人未随同赴任而困苦、遭人诈欺、经营失利、沉迷赌博等个人、家庭或社会经济因素，陷入穷困的时间或短或长。可惜在史籍传记为尊者讳的文风下，我们可以阅读到许多的贫困描述，却很难知悉真正的原因。 贫及穷两字的文义有多重解释，对于传记中士大夫所云贫穷，要持保留的态度，小心文字陷阱，因为贫穷者也可能拥有良田数顷以上。如《蔡元卿墓表》提到：“时方尚雕虫技，君以好古，不合于有司，退居淄州郡之北郊，有田数十顷而衣食之，以贫为乐，未尝屈于人。”蔡元卿，仁宗朝参知政事蔡齐的伯叔辈，四位儿子俱仕宦。③以最低生活水平计算，成人日食粮食2升，一年所需粮食约0.73石，五口之家一年需粮3.65石。“有田数十顷”，以最小值20顷来作估算，即为2000亩。假若1亩仅生产1石，每年产粮2000石以上，约可供应2000成人主食所需。这只是三餐主食，并未包含副食、日常开销、婚丧喜庆及赋税等支出。粱庚尧估计，有田30亩，可以勉强维持佃农五口一家的生活。④据宁宗嘉定时潭州社仓的赈贷规定，“凡二十亩以下之户皆预贷谷”，可窥知农家最低生活水平的田亩数量，约以20亩为准。南宋中等农家拥有的田亩，梁庚尧估计约在200亩（2顷）左右，程民生估计180亩，家资则1000至1万贯钱。有田20顷以上，加上俸禄收入，就算蔡元卿家族开支较大，不应该算是穷困，甚至不能说不富裕。更何况20顷是最小值，除非引文将“亩”误书成“顷”，只有数十亩，才是清贫的程度。蔡元卿“有田数十顷”，却说“以贫为乐”，此处的“贫”字，并非家贫之意，诠释成安贫乐道较为恰当。引文接着述说蔡元卿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可以为证：“有豪士至门，愿输钱五十万，请为陶朱之事，以肥其家。君谢之曰：吾伏腊之余，尚可为酒醴咏歌之音，足以悦情性。吾之仁义不得施于生民，忍以货殖而取之乎？豪士惭而引去。君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