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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梅,为弱势群体飘香 　　认识著名公益律师郭建梅女士，缘于十多年前她丈夫――著名作家刘震云老师的引荐。那时，她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是：美丽、热情、善良、真诚、极富悲悯情怀。 　　十多年后，重新审视她，让我吃惊的是，她的热情、善良、真诚与悲悯情怀，在十几年的岁月长河中，在中国经济翻天覆地、人情人心因极度追金发生颠覆性变化中，竟然丝毫没有受到诱惑而改变。而她的美丽也依旧，只是这时的美丽，已经升华，不再仅仅是当初漂亮容颜的美丽，而是人格魅力与人性闪光的美丽。不能不承认，这种美丽，是所有美丽中，最高境界的不会因岁月的侵蚀而衰败的永恒的美丽。 　　当我静坐下来，准备写写这个被我一直以来称为“梅姐”的郭建梅大姐和老朋友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一首老歌《一剪梅》，随着熟悉的旋律，我忍不住对着电脑屏幕轻轻哼唱起来。 　　试想，一剪寒梅，欲傲立雪中，在最冷的枝头绽放，她要承受多少酷寒与寂寞，经受多少风霜与凄凉呢？ 　　 　　公益律师之路，缘起苦难的童年 　　 　　公益律师之路，是一条对底层弱势群体充满同情和正义法律援助的路，更是一条十分艰辛崎岖的道路，尤其是在中国，这条路走起来更是举步维艰。当我问她：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艰辛的路时，郭建梅陷入了回忆，娓娓讲述起她辛酸的童年―― 　　1960年，她出生于河南滑县的一个贫困村庄。父母都是农村的公办教师，平常工作很忙，无暇照顾她，这使她从小一直跟着祖辈们生活。 　　那时候，每一个家庭，男尊女卑的思想都很严重，她的姥姥，便是重男轻女封建礼教下的受害者。姥姥头胎生了一个女孩，从此就过上了时常遭受公婆毒打责骂的生活。当第二胎生下又是一个女孩时，姥爷就干脆找了个小老婆，并将姥姥暴打一顿一纸休书逐出了家门。后来，姥姥只好改嫁到了北京，嫁的是一个最底层的劳动工人，因为收入低，姥姥白天给别人当保姆，晚上借着路灯沿街捡破烂。 　　当时刚刚两岁的郭建梅，被从河南农村送到北京跟姥姥和继姥爷一起生活，三个人住在三里河一间十多平米的工厂宿舍里艰苦度日。从此，小小的郭建梅，常常紧跟在姥姥身后，帮着姥姥捡垃圾，一捡就捡了六年。至今在她的记忆中，姥姥最清晰的背影是：颠着小脚走在前面，手里拿着捡来的垃圾，后背却挺得笔直。她说：“那个背影，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身子里有姥姥那样的骨头，特硬。” 　　提起在北京的童年记忆，郭建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她说：“在北京生活了6年，就被人歧视了6年”。在工厂宿舍院子里，她的各方面都跟其他孩子格格不入，她土气、不会说普通话、里里外外一副河南乡下人的样子，由此常常受到其他人的排挤和欺负。 　　8岁时，因为要上学，她又被从北京送回河南乡下，开始了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日子。她的爷爷，给家里营造了一种极其典型的男权文化超级严重的家庭氛围。 　　吃饭的时候，白面馍专属于爷爷和爸爸。而奶奶和家里其他的女人和女孩子们，只能吃红薯、窝窝头之类的东西，而且还限量。那时候，奶奶除了做家务，还做卖馍的营生，卖的是白面馍。 　　为了防止奶奶偷吃白面馍，每天出门前，爷爷都会把篮子里的馍很仔细地数一遍，回家后钱跟馒头要进行盘点。如果奶奶路上偷吃，回家就会被爷爷毒打一顿。奶奶死的时候，才43岁，她是被活活饿死在卖馍的路上的，尸体被发现时，她随身挎着的篮子里还有几个没卖出去的完整的馍。郭建梅双眼湿润着说：“奶奶又冷又饿，馍在篮子里，可她就是不敢吃馍啊……” 　　这些童年的经历，刻骨铭心地烙在郭建梅的记忆中，使她情感的天平，后来一直都重重的偏向女性和儿童。尤其是奶奶的死，让她开始思考中国男权文化下妇女所处的位置。她说：“我相信童年的经历对我影响蛮大的。我小时候生活在最底层，被人像蚂蚁一样踩过，对于弱势群体，对于尊严和人格，我体会很深。”顿了顿，她又说：“出生在大城市的人，是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底层人们的疾苦的……” 　　也就从那时候开始，关注和体恤弱势群体的悲悯情怀，便在她心中扎下了深根，为弱势群体做事，也成了她心目中懵懵懂懂的一种理想。 　　 　　希拉里点燃了她的理想 　　 　　苦难，会促使一个人成熟。对于苦难体会很深刻的郭建梅，早早的就开始思考：作为女性，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思考的答案是：发奋学习！ 　　所以，她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保持着优秀的劲头。等到上了高中，她的学习目标更清晰了，她立志要考到北京去，而且非北大、清华莫属。她在房间的墙上、旧挂历上，凡目光能及的地方，都贴满了“北大”“清华”的字样，并在床围子上写着：“我一定要考上北大清华！”后面还连跟了10个感叹号。这是一种被成功学非常推崇的良性暗示和视觉化的激励，当然那时候，她并不知道这是成功学的内容。她只知道，她一定要上北大或清华。她还觉得自己“郭建梅”的名字太女性化，太软，便擅自改了一个叫“郭永攀”的名字，并刻在钢笔上以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