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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积累、企业创新与中等收入陷阱 　　摘要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虽未改变，但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不断回落，一些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不断积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所上升。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机制，显然对于政府形成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社会再生产理论，建立了“世代交叠”模型，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机制作出理论解释，并运用中国1998―2014年各地区经济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①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创新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二者存在协同效应；②上中等层次人力资本积累与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可以带动经济增长；③下中等层次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这意味着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应注重人力资本量的积累，更要保证质的提升。基于此，应从下三个方面着手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①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科学构建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促进形成企业家倡导企业科研创新的机制，激发企业创新的主观能动性，维护创新企业对于运用和转让科研成果的合法权益；②着力培育高素质人才的教育体系，稳步提升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办学质量，鼓励教育培训机构适度创新，推动培训方式项目化，针对岗位需求扩充劳动者知识和技术储备；③着力降低初中及以下人口的规模与比例，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鼓励优质教育资源向不发达地区适度转移，关注偏远地区贫困人群的入学情况，努力为穷人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 　　关键词人力资本；企业创新；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陷阱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5-0153-08DOI：10.12062/cpre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2006年在《经济增长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指一国在人均GNI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以往的发展路径难以保证总产出持续提高，经济较长时期处于增速放缓甚至陷入停滞的状态[1]。2015年，中国人均GNI达到7 89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划分标准，目前中国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中高收入组。尽管在1978―2013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高达9.58%，然而以往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日益弱化，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1文献综述 　　许多探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开展了大量研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约束。刘伟、徐瑾、Eichengreen[2-4]指出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仍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又丧失了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并且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制造上竞争力尚未形成，导致产业结构调整无法顺利进行，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彻底转变；二是现存制度框架对经济效率的抑制。朱富强、张旭华、Felipe[5-7]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滞后，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新情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寻租、腐败等社会问题频发导致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始终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三是金融体系脆弱与外部风险。张平、丁一凡[8-9]提出以货币危机为本质的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对泰国、印尼等金融结构不稳定的东亚国家造成重创，本币贬值引起大量资金外流、国内债务危机和地产泡沫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同时一些拉美国家的外部债务危机和内部结??性因素也是导致经济停滞重要原因；四是收入差距过大引发贫富分化阻碍经济持续增长。张德荣、焦晓云、师旭辉、郭真[10-13]等都强调收入分配不合理可能是一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基尼系数过高、分配不公问题普遍存在于中等收入??家，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分析中的出现频率最高。关于中等收入陷阱产生机制的理论研究较少，陈健[14]以技术模仿应避免制度陷阱为出发点，提出摆脱利益束缚且廉洁高效的政府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贺大兴[15]以资源禀赋占有上的不平等为契机，探讨中等收入国家落入陷阱的两种途径，主张从教育和改革两方面寻求新增长点。在实证研究方面，代法涛[16]将经济增长率对数作为因变量，通过对44个国家的经济数据进行GMM估计，结果表明投资、消费和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显著；秦佳[17]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对24个落入和5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GDP增速分解和对比发现，劳动生产率是和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战明华[18]通过无约束的VAR方程组检验部门异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指出提高中国“个私投资”占比有利于经济持续高速运行。在对策研究方面，龚刚[19]认为，进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是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通过改革有利于削弱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引入竞争机制消除国有企业的短期行为，发挥财务能力和规模优势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