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二十年祭.docVIP

苏联解体二十年祭 　　今年是苏联“剧变”20周年。20年前，这个具有93年历史、有近2000万（占居民总数近1/10）党员、执政74年的共产党超级大国寿终正寝了。 　　 　　梅德韦杰夫：“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 　　 　　提到这次“剧变”，我们虽然已经有关于苏联解体的不同解说，但是“领导人因素说”一直是最有影响的“主流”说法。我国许多论著习惯上总是说“苏联解体之痛、东欧剧变之苦”，这个“历史悲剧”都是“叛徒戈尔巴乔夫”惹的祸。“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句中国古代统治者装样子的“罪己诏”中常见的自责之语，常常被我们用在关于苏联解体的“罪他诏”上：千怪万怪，都怪苏联前领导“挑选接班人”不慎，把个“叛徒”扶上了宝座，于是苏联解体据说就“都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惹的祸”。于是有些人就从反面接受教训，一切行动都是要与“民主化”反着来，逆“公开性”而动，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对现存体制的“不利因素”，就可以保证“铁打的江山万年长”了。 　　然而很少有人问，为什么苏联的这个体制这样脆弱，它自我标榜的“政治正确性”与“合法性”为什么就这么经不起大众信息自由和“广场测试”的考验？（夏兰斯基：《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2004年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第三章）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提到俄罗斯有人也持类似观点，那些人说：“太遗憾了，我们当初没有按中国模式发展，那样就能保持政治体制的稳定”，而梅德韦杰夫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我并不认为，我们当时有别的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式，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麦德维杰夫与国际政治学家的对话”，见中央编译局主办：《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105页）。 　　显然，梅德韦杰夫认为苏联体制的垮台有其内在逻辑，并不能归罪于哪个个人。其实即便是铁杆的强硬派，当时也承认这个体制失去了民心。1990年，当时已经97岁的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元老卡冈诺维奇说“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只朝一边走”，公开性成了声讨控诉苏共罪行的“歇斯底里”狂潮。但他却没说这“双行道”该怎么走法？在“控诉”斯大林的同时也把他的“敌人”一块儿骂？他应该记得，就连他自己也曾险些成为“敌人”，即便是他和日丹诺夫这样的铁杆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候，都可以随便地“被流放”和“被吓死”（1948年日丹诺夫的儿子小日丹诺夫因为反对科学权威李森科，被斯大林怒斥，日丹诺夫受到刺激死于心脏病突发，实际是被吓死的）。这些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单行道”局面，原因何在？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背叛”，就能掀起这场群众性的“愤怒声讨”运动吗？就能够葬送掉“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吗？就能够埋葬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吗？如果是这样，这个党岂不是太弱不禁风了？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前些年我们有些人到俄罗斯去拍了一部大骂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造成苏联剧变的电视片，他们见到老人和左派人士就问，“你给斯大林打多少分？给戈尔巴乔夫打多少分？给叶利钦打多少分？”据说结果令他们很满意。但连陪同的翻译都认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做这种有选择性的调查是不负责任的、不具有客观性的。即便如此，他们在与一些亲俄共的学者座谈的时候，以为这些左派会说出他们想要的答案，结果没想到，却得到了这样一种答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不值得的”！ 　　的确，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怀念苏联、不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左派群体中，也很少有人同意苏联的垮台仅仅因为出了“叛徒”这种说法。前俄共中央委员斯拉温就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这种说法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个人决定论”。他指出：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因为出了一两个“坏人”就崩溃、就变成资本主义了？而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就没有一个因为出了几名“好人”就垮台、就变成社会主义呢？所以他认为批判叶利钦是可以的，但对旧体制的反思更重要。实际上，对于前苏联“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的反思如今即便在左派中也是流行的，因为它已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当然不是所有的左派都如此，比如久加诺夫就说：“在最近一百年的现代化经验中，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成功的榜样”。不过有意思的是，今天俄罗斯这样的“原教旨社会主义者”大都痛恨普京，而普京却是我们这些采访者心中的偶像。而这位好人普京一方面被另一位好人久加诺夫恨之入骨，另一方面他却是大坏蛋叶利钦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伟大的好人斯大林在杀光了一切疑似的坏人之后，千挑万选留下的接班人赫鲁晓夫，按我们那些采访者的说法却又是一个大坏蛋。 　　一位俄罗斯学者总结说，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