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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更年期”修辞与转型中国的市场经济 　　摘要：在健康理念普及的转型中国，网络“更年期”修辞已经成为中年妇女危机的代名词，更年期话语因新媒体的快速流播而日渐宰制中年妇女的日常生活。此议题通过聚焦新媒体对妇女更年期的文本再现，透视社会性别、新媒体技术、资本等权力关系如何交织而成具有科学权威性的医学话语。研究发现，新媒体建构了转型中国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更年期定义和中年妇女危机，强化了贬抑、歧视中年妇女的社会性别秩序。 　　关键词：更年期；新媒体；话语；转型中国 　　中图分类号：G2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3-0144-09 　　一、引言 　　“更年期”作为威胁中年妇女健康生活的常见词汇，被纳入互联网的话语建构，其内容汇聚了新媒体、传统父权制、资本等多重权力的建构性力量，及时而敏锐地针对人到中年的更年期妇女的健康诉求“对症下药”，实则是对中年妇女的象征性贬抑（Symbolic annihilation）。但新媒体再现的“更年期”话语犹如概念营销，迅速动员中年妇女为改善更年期的各类危机而积极投入保健、美容或者医疗消费。可见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裹挟着医学权威与传播新科技的市场经济不仅培育全民消费的社会，而且隐蔽地宰制着妇女的身心健康，甚至青春生命。 　　将“更年期”作为一种话语来研究已经成为学界更年期问题探索的重点。福柯关于话语的研究启发若干学者提出疾病是一种“社会或文化产物”。更年期话语同样如此。很多社会科学研究都将“更年期”视作是由不同意识形态交叉塑造，政治化、文化变异后的复杂概念。 　　国外众多研究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梳理了更年期病理化的过程。他们认为，荷尔蒙的下降意味着一种缺失，进而延伸到这是一种疾病症状，构成了更年期病理化的逻辑。这也是贾斯汀?库普兰（Justine Coupland）和安吉?威廉姆斯（Angie Williams）在《冲突的话语，多变的意识形态：更年期文本的医药学话语、“另类”话语及女性主义解放话语》中所提及的关于“更年期”的三种话语的“医药学话语”。 　　安东尼娅?莱昂斯（Antonia C.Lyons）在???章《检视媒体再现：其对健康心理学的益处》中，以具体的电视节目为例，通过比较男性和女性生理方面的不同来讲解“更年期”，分析其如何再现更年期并塑造社会性别观念。在比较中，他用了“精细胞工厂”和“卵细胞仓库”来分别形容男性和女性。这个比喻隐含了女性生育能力弱于男性的意义，女性的生理功能无法和男性相提并论。 　　在《印刷媒介的更年期话语分析：以选定的媒体为例》一文中，作者安德里亚?肖布里奇（Andrea Shoebridge）和林德尔?斯蒂德（Lyndall Steed）发现新闻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所用的语言会影响受众对更年期概念的形成。他们指出，有关健康问题的报道大多是按照公众对某种疾病的恐惧和公众对药物治疗效果的确信的经典套路组织。具体到一位更年期妇女的经历被报道时，媒介话语的生产往往夸大该妇女的困难，紧接着引出绝经后激素（post menopausal hormones，PMH）治疗方法将缓解妇女的麻烦。 　　《更年期病理化：勾勒20世纪媒体报道》的作者认为，报道描述的中年妇女大多是情绪不稳定、不再有生育能力、逐渐变得年老的形象。大量有关个人层面的讨论忽视了健康问题同样涉及社会和文化层面。这些传统大众媒体的文本实际将更年期妇女“客体化”，仅仅看待中年妇女的身体并因其身体上的老化来贬低她们。 　　在一份有关1960―1988年美国文学作品的统计显示，关于更年期的症状描写只有4%是正面的。在医药宣传手册以及大众媒体中都不可避免地对更年期进行了消极的阐释，即认为这是需要“调整”甚至是“治疗”的不良现象。在医药话语中它是一种缺失症，需要医学治疗，在另类治疗法（alternative discourse）中则可以通过“自然”方法调节。这些文本对更年期话语的报道相当影响妇女对自我的认知。 　　很多学者由此关涉出医学话语背后隐含的经济利益，但相关论述建立在西方市场经济情境之下，缺乏对社会和文化更为深入的透析。苏珊?弗格森（Susan J.Ferguson）和卡拉?派瑞（Carla Parry）认为更年期的病理化引起了对妇女身体和老年化的关注，但并未帮助妇女提高对更年期的接受度。同时，病理化还扭曲了妇女的更年期体验，也并未充分强调通过激素替代治疗（HRT）的危险。这为通过激素替代治疗的推广和谋利提供了便利。 　　在《更年期产业：医药产业如何剥削妇女》一书中，桑德拉?蔻妮（Sandra Coney）讲述了更年期是如何被制药企业从一个自然的人生阶段成功塑造成为需要治疗的病症的，更年期的病理化代表了经济利益而非妇女利益。在医药公司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