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诠释“何谓中国”的一个新途径.docVIP

“大一统”诠释“何谓中国”的一个新途径 　　“大一统”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公羊传》中，意思包括对王者地位的尊崇以及对疆域的占有和“私言”的控制。 　　“大一统”的第一个意思是要树立一种正统的王道秩序，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是，“大一统”就是要“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要获得正统，王者不只要据有王位，还得拥有相当广大的疆域领土。 　　“大一统”的另一个意思是要把思想意识集中到古圣贤的言论之中，比如董仲舒就说过：“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是要求在思想上形成一统的格局，集中进行舆论控制。要达到这几个目的，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纸面上，还必须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加以展示。所以简单地说，“大一统”不仅是一个思想观念的表现形态，它还是一种可以付诸实践的治理方略。那么，它和“中国”的关系是什么呢？ 　　“中国”主要指称诸夏之列邦及其活动领域。在先秦只是依靠地理方位区分族群边界的概念，往往与周边的“夷狄”对峙起来观察才能凸显它的意义，所以“中国”的疆域界限自古以来就难以确定，经常处于移动之中，这也影响到了对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的判断。我们看古代典籍，“中国”这个词往往与北方的“夷狄”同时出现，是一对经常成双成对混搭在一起的亲密词汇。如《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就有：“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晋师伐之，中国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的说法。《公羊》僖公四年也有句话说：“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并以此为王者之事。可见，在先秦大多数情况下，“中国”都是和“夷狄”相对峙的一个概念。 　　最麻烦的是，到底谁是“诸夏”谁是“夷狄”在先秦常常是搞不清楚的，两者的身份经常可以互换，比如秦人位居陕西一带，就有北狄之嫌，楚国地处南方，就有南蛮的色彩，都不能算是原汁原味的“诸夏”，后来秦国领土逐渐扩张至南方，最后建立起秦帝国，其北狄身份自然褪减，拥有了华夏正统的地位。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与“夷狄”之间的关系基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本算不清的糊涂账。就是一些儒家圣贤在何为中国何谓夷狄，以及两者如何相处上也是分歧很大。比如孔子就认为，夷夏是可以互变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可以退为夷狄，按杨尚奎先生的说法：夷夏是可变的实体，不是不变的顽石。 　　但孟子的观点则不同，孟子认为只能用夏变夷，不能夷夏互变。他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他举例说：“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这是以“用夏变夷”的居高临下姿态加以施教的结果。以后基本上成为“汉化论”的理论依据，其实不太符合历史的演变实态。而孔子的说法倒是颇符合当时的实情，甚至对以后的夷夏之间互动形成制约性影响。比如雍正和乾隆帝正是依据孔子所言夷夏可以互变的观点，为清朝的统治合法性做论证的。 　　还有一个后来经常受到关注的概念是“天下”。“天下”基本上是一种地理想象，这个词出自一本古代地理书叫《禹贡》，这本地理书按照与王都距离的远近，一圈圈地往外推，构建出了一种靠方位订立亲疏关系的地理观。《禹贡》有“九州”“五服”的划分，“九州”分划偏于自然地理的格局，以名山大川为标志，划天下为九大区域，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详载各州物产与到达王都的路线，叙述多偏于自然环境和条件的描述。由于《禹贡》成书年代是在战国时期，各国分裂割据，每个王者都不可能实际控制自身境外的广大领土。九州制的布局基本上是南三北六，说明北方政治单位多于南方，这也与当时南方尚处于蛮荒地带的现实情形有关。 　　所以，以“九州”为基础加以表述的天下观更像是士人的想象。“五服制”则又像是一种政治隐喻。但随着秦朝建立郡县制，历代王朝不断开疆拓土，“九州”的版图设想也在逐步实现。不过有一点必须澄清，版图的扩张与实际的治理控制程度不是一回事，中央对边远地带领土的占有往往采取羁縻形式，而不是落实到基层的行政控制。圈层内外的区分基本上是以是否向中央交纳赋税还是仅纳贡品划界。 　　这样看来，“天下”作为一种分析单位也是有其一定局限的，主要是因为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地理概念，很难容纳更广阔的文化和政治涵义。 　　仅谈“中国”往往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因为“中国”自先秦到宋代的主流话语中都没有摆脱“夷夏”对立的视角，是一个充满种族主义的概念，因此极容易给人以种族论的印象，往往引起诸多误解。比如说“汉化论”就是其中一个变种。“汉化论”是一种以汉人历史为中心的解释框架，其基本的论述来源于孟子的“用夏变夷”论，认定文明的吸纳和传播是单向性的，只能用代表先进文明的“诸夏”去改造落后的“夷狄”，而不可能出现逆向的影响潮流，这与孔子夷夏可以互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