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王”褚时健的新舞台.docVIP

“烟王”褚时健的新舞台 　　2010年1月末，在云南省著名律师马军的极力引荐下，记者得以顺利进入褚时健家――处位于云南省玉溪市城郊的别墅。头发花白，已经82岁高龄的褚时健家里似乎从来不缺人拜访，总是一拨走了一拨又来，只是他不太愿意面对记者。不过，作为他多年的朋友和法庭上的代理律师，褚时健对于马军这种为数不多的看望显得很高兴，除了亲自端上一大盘橙子，话匣子也渐渐打开。 　　“主要是觉得心累，不想公开多谈了。”曾经被誉为“中国烟王”的他坐在阳光灿烂的别墅四合院里，手指里不断夹着支“玉溪”吞云吐雾，“我希望人们忘记了我，我出名太多总会有人不高兴，我现在就种种橙子算了。” 　　大约在2008年初，云南省玉溪、昆明等一些城市里的水果摊上突然出现了一种新的橙子品种，橙子的名字倒不引人驻足，却是广告令人眼前一亮：褚时健种的冰糖橙。 　　曾经名震四海，后又销声匿迹的褚时健，现在又意外地回到社会公众的视线里，并且带来了美味、可口的橙子。他说：“我种橙子已经进入第七年，以后树长得更大，橙子会结得更多，味道更好。”尴尬人生 　　褚时健1928年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市的一个农民家庭，自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后便荣誉不断：1990年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在其领导玉溪卷烟厂(后为红塔集团)的18年里，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其中仅“红塔山”的品牌价值就达400多亿。 　　褚时健的不平凡在于：在他的带领下，玉溪卷烟厂由一个根本不知名的小企业，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国际著名烟草企业集团。这样的成绩，显然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他掌握了“一个国有垄断型的、并且实行专营的特殊行业”――那么容易就能够获得的，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仅中国国内的烟草企业当时就数不胜数。 　　但随后的1995年，褚时健因为被人举报而被调查，并于1997年7月正式被捕，最后锒铛入狱。此前，他的女儿褚映红和妻子马静芬也被河南省洛阳警方控制调查，1995年12月女儿在被扣押期间自杀。当时，云南省委主要领导找到马军，要求他以律师的身份代替褚时健处理有关事务。马军立即赶赴河南洛阳料理后事，亲自把褚映红的骨灰带回云南交给褚时健。后来，马军又应褚时健本人的要求，为其作了法庭辩护。 　　褚时健说：“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与马军律师已经密不可分。” 　　“按照当时中央一些领导的意见，褚时健因为涉案金额巨大，应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他的代理律师也被各种组织、领导找去谈话，但是我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辩护观点，为此也得罪了许多单位和领导。”事隔多年后，马军律师终于透露了秘密，“1999年1月，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减刑为17年，2002年初获准保外就医。随后合作多年的云南省烟草公司和红塔集团不再聘任我为企业法律顾问，而云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孙小虹不久后也被借故免职，可以想象当时中央政府和云南地方政府对于褚时健问题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其中隐藏着大量‘包括高级干部及其子女以烟牟利’等至今无法公开的秘密。” 　　的确，当时云南省的财政收入曾经有过这样的比例：70％来自于烟草行业，玉溪卷烟厂又独占了其中的70％，换言之后者曾经占云南省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这样，褚时健既是云南省最大的“财神”，更是全国许多人发财致富的“财源”。 　　因此，尽管他曾经因为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175万美元被判刑关押，但是熟悉他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他，而是给予了他极大的同情与谅解。在监狱服刑期间，经常有很多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想方设法到狱中去看望他。 　　马军律师说：“褚时健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他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但是褚时建18年的总收入不足百万。当时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他的错误有不可回避的历史和制度原因。” 　　“在为褚时健进行法庭辩护之前，云南省委主要领导亲自约见我，鼓励我充分尊重、运用法律为其进行辩护，关心、惋惜之情自不必多言。”马军说，“后来我之所以提出‘富庙穷方丈’的辩护观点，是因为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我不是为了帮助他开脱罪责，而是希望警醒社会、警醒政府，对于计划经济年代的一些特殊事件应该特殊应对。” 　　马军很感慨：“作为为民族工业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褚时健一年的收入竞不如那个时期的歌星登台唱一首歌，而且他进去后，相应的收入分配政策也调整了。”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褚时健落马后，其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合法收入已经超过100万元――褚时健一辈子的工资也没有那么多。而如今，国企高管们享受数百万，上千万，甚至数千万年薪，还配以干股，已经是家常便饭。不过，曾经因为“褚时健现象”而不平，进而呼吁“高薪养廉”的人们却似乎更尴尬，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