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我最痛恨知道分子这个词.docVIP

许知远我最痛恨知道分子这个词 　　当时崔健姜文王朔，这仨多牛逼啊! 　　 　　 　　封新城：70年代生人这拨我认识不少，你是冒出来的一个。 　　许知远：咳!我又没房没车没妹子。 　　 　　封新城：听洪晃说，你又换单位了? 　　许知远：没有啊，我只是兼职而已，没有那种正职的义务了，也有点儿事，但很少。我现在没有正式的工作。 　　 　　封新城：我想把你作为一个70年代的麻雀，解剖解剖。 　　许知远：前几天晚上我听崔健的老歌，叫《时代的夜晚》，那是我10年前买的，现在听，还是那么NB。 　　 　　封新城：有些人是走在了时代的前边。 　　许知远：就是有预见性的，而且他这么多年也没妥协啊，多NB啊。而且他挺自省的，又不像姜文，挺自我迷恋的。 　　 　　封新城：也有很多人迷失了。 　　许知远：我记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当时崔健、姜文、???朔，这仨多牛逼啊，北京爷儿们那股劲儿。最后就崔健坚持下来了。 　　 　　封新城：老王最近的两本书我都看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勇敢的牺牲者，他一直都在身体力行地思考他到底是谁，跟这个世界啥关系。而且他是真正的这个时代文字的表达者，他的语言表达完全是自己的、鲜活的。而你呢，有你们这一代的优势，但同时又成为一个缺陷，就是带了很强烈的包装，也就是你们身上有一种“鳞片”。 　　许知远：对，就像是借来的东西。 　　 　　封新城：老王就完全是他自己，他经常创造性地使用一些词汇，最后验证了确实是很妙。 　　许知远：我们意识到，这个社会的发展，就跟中国的公司一样，其实还是在讲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关系。一个稳定的社会，它有传统的张力，就像是基因一样，期望有某种可以与它对抗的东西冒出来，打破这种局面。我们不像美国有IBM那样的老牌公司，我们一冒出些新的东西，没多久就完蛋了，它不会对社会造成一种持续的张力和创造力，所以就会出现像王朔这样的人，他很可爱，但是不足以形成持续不断的爆发力。 　　 　　我特烦别人老说我“老他妈的谈国际事务，中国的事屁也不懂” 　　 　　封新城：很多东西在分流，没错。你们通过知识看问题，而我们用人生看问题，不一样。你在《新周刊》上不是有一张照片吗?那张照片大家的认同度很高的，就是在书房里打着一把伞。洪晃说，对，那像是他干的事儿。 　　许知远：这不，真不是我干的，是摄影师逼我这么摆的。 　　 　　封新城：可是为什么大家就觉得这个感觉很贴合你呢? 　　许知远：哈哈，我是这么无聊的人吗? 　　 　　封新城：那是2001年，《向知道分子致敬》那期。那时候你就被我们纳入到知道分子行列了。 　　许知远：我最痛恨这个词了! 　　 　　封新城：哈哈，别啊，我用这个词描述的是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形态的存在。你痛恨是因为，你还是想做知识分子，对不对?但是每个时代知识分子起的作用不一样。 　　许知远：对，时代发生很大变化，就是说知识分子曾经是这个社会的立法者，但后来变成了检视者，立法者的地位消失了。 　　 　　封新城：所以你一写，就写到18、19世纪里去，你觉得知识分子在那个时候才有真正的价值吗? 　　许知远：对，因为每个时代的创造力都不同，有的时代是科学，有的时代是技术，有的时代是观念，有的时代是权力。 　　 　　封新城：他们记许知远的文章，开头都是这样的：18世纪的某个冬夜，然后一串外国人的名字和他的话。 　　许知远：应该是有一段时间吧，2001、2002年的时候，刚去经济观察报，那时候写东西已经没有这些了。 　　 　　封新城：我也是看了《经济观察报》你一篇文章后说，许知远变了，文章写得好看了。但你真正的改变是什么时候? 　　许知远：应该是我离开报社的时候，2004年我就开始烦了，就厌倦了，而且我特烦别人老说我，老他妈的谈国际事务，中国的事屁也不懂。我很争强好胜嘛，从那时候起我就有意地关注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我也不懂怎么去关注，所有关注的方法都是汉学家的方法。 　　 　　封新城：哈哈，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汉学家。 　　许知远：离开经济观察报的时候，意味着我的写作方式告一段落。然后我去了《生活》，《生活》是一个很缓慢的东西，我们提出这本杂志以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作为一个目标。不管它的形式是多么笨重、不讨人喜欢，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做的这个东西是很安静、很从容、很节制地看待这个社会。就因为这些东西，慢慢地带动我后来的转向，就像你刚才说我的，身上都是鳞片，鳞片多了你很烦，因为那东西不是你自己长的，而是你借用的，而你说话说的都不是你自己的声音，不知道是哪个死去的人又复活了借用你的身体说话。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所有的好东西都是通过情感、通过内心折射出来的，我现在不急于证明我知道好多东西，18世纪我知道，英国我知道，法国我也知道，反正都比别人知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