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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相趣思考身份与性别 　　英国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于2017年3月9日推出的英国女艺术家吉莉安?韦英（Gillian Wearing）和法国女艺术家克劳德?康恩（Claude Cahun）的联展“面具之后是另一个面具”（Behind the mask， another mask），展示了百余幅肖像作品。这是两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艺术家，采用相似方法进行创作，通过设计的自拍肖像作品，对身份和性别等话题进行探索。 　　摄影对“身份”和“性别”这两个话题的介入和表现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逐渐普遍：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肖像合成，警察机关、医院、儿童福利院等机构对于档案人像的运用，画意摄影领域的角色扮演……进入20世纪，围绕“身份”和“性别”，艺术创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及批评家展开了更加多元、深入的探索。超现实主义艺术阵营里的克劳德?康恩本名露西?斯瓦伯（Lucy Schwob），1894年出生于法国南特。她往往以自身作为创作对象，在自拍作品中或扮演小丑、木偶等形象，或通过对惯常性别特征的模糊来表明自己对于性别和权力相关话题的激进态度，其自拍和以此为基础的摄影蒙太奇作品在摄影史上有着相当的地位。康恩的作品涉及“置换”“覆盖”和“模糊”，而这些特质所共有的不透明性正是包括吉莉安?韦英在内的一部分较新近的艺术家面对“身份”和“性别”两个话题时所强调的。吉莉安?韦英1963年出生于英国伯明翰，作为“青年英国艺术家”（YBA）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常常运用摄影、电影和电视等的相关技术进行创作。本次展览中，吉莉安?韦英挪用了康恩作品中的符号和规则，又更加温和且精致地将康恩作品的内核进行了延续。 　　两位艺术家之间有近70年的差距，而康恩在1954年去世时韦英尚未出生。二者关联的开始是韦英在1990年代首次注意到康恩的摄影作品，其中一些作品也是在康恩去世40年后才重见天日。 　　自拍肖像是韦英的重要创作手段，在“遇见”康恩之前的1980年代末，她已经开始创作一系列自拍作品。这次展览中，《我的宝丽来岁月》（My Polaroid years）是一组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一系列按时间顺序放置的宝丽来相片，是韦英从1988年到2005年的自拍，大约250张。这一系列照片几乎都是正面特写，摄影师、同时也是模特的脸始终占据着画面的中心和重心。这些照片绝大多数是室内照，于是闪光灯在一次次照亮脸庞的同时让环境黯淡下来，观众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在脸上，从头至尾，鉴证着岁月在韦英脸上留下的痕迹。与今天强大的自拍设备（通常是手机）和更强大的美颜修图功能相比，宝丽来相机闪光灯提供的均匀的过曝或者欠曝反而显得真实了。 　　1988年，韦英开始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学习艺术，她虽然已经对安迪?沃霍尔的宝丽来人像非常熟悉，但这一系列照片与摄影的关系却比较疏离，反而与雕塑要亲密一些。这些照片并非为展览所拍，而是作为一?N个人尝试―韦英自认它们是没什么艺术价值的试验品，只是为了自我观看而拍。 　　“不为别人，它们仅仅为我自己而拍……某种意义上，这些照片成为了人类学的图像，因为在拍照时我把自己与‘艺术家’这一身份隔离开了。作为摄影师，我的确是在做着些什么，但方式又是非常不‘摄影’的。自拍时，我未曾想过拍摄内容，仅仅在想自己看上去如何，能不能改变抑或适应自己的容貌。几年后，我意识到，这些照片变成了一份档案，一份体现我的容貌或心态是怎样逐渐变化的档案。”对于这组作品，韦英如是说。 　　2016年，重新观看这组作品时，她又补充道：“我在展示这些照片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凌乱的房间或者其他的拍摄地点。这样的无意识也是让我兴致勃勃重新观看这组作品的原因之一。我就像研究别人一样观看着自己。我重新发现这些照片，试图破解出这人是谁。我摆的姿势与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自拍的年轻女孩有相似性。” 　　这一组照片在国家肖像馆偏厅展示，偏厅有两个，分别展示韦英和康恩没有交集的作品。有交集的重头戏在主厅，而交集的核心是“面具”。 　　面具，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已近万年，从陪葬和祭祀开始，到具有具体功能性的领域，仿佛一直随人类面孔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因其高度自由的可塑性，面具在艺术领域也一直发挥着独特又多样的作用。 　　克劳德?康恩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为己所用，但由于时代和技术限制，她对面具特性的利用更多地体现在对面部进行修饰、改造和伪装，而非直接戴上面具。比如在本次展览的招牌式作品、康恩于1927年创作的《我在训练，别吻我》（I am in training， don’t kiss me）中，康恩把自己扮成一个看上去并不弱的男人，横一“杠铃”于身前，白T恤上写着“我在训练中，别吻我”。她的表情具有明显的挑衅意味，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