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儒家仁义观下中国外交之失.doc

刍议儒家仁义观下中国外交之失 　　【摘要】本文试图用史实厘清儒家外交仁义观的本意。首先，批驳了汉元帝时面对匈奴侵略时腐儒对孔子外交政策的歪曲；其次，用孔子与齐侯在两国盟誓时针锋相对的外交举措说明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实质；再次，用史实阐述了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原则。 【关键词】儒家；仁义观；外交之失 《汉书“柔仁好儒”，见到他的父亲汉宣帝“所用多文法吏”，遂进谏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十分不满，并说了一句在我看来非常精彩的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后来果然一语成谶，元帝即位，“孝宣之业衰焉”。　汉宣帝的话首先反映了一个事实：虽然汉武帝时即听从儒生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尊儒”，但是直到汉宣帝时，汉朝实际上对儒家一直是“尊而不尽用”，在国策上杂有“霸王道”；其次，这句话不应当看作是对儒学的否定，而是十分理性地指出了混迹于儒家内的尸位素餐之徒：无事则夸夸其谈，有事则庸言塞责。这样的人充斥于朝堂对中国外交思维的影响极坏，本文试引用史实以说明之。 一 在汉昭帝时，曾有一次著名的盐铁会议，其内容被桓宽［1］记录在《盐铁论》中。会议一方是代表政府的御史大夫（掌管监察的副丞相）桑弘羊［2］，另一方是代表“民意”的“贤良文学”。会议的焦点是政府的“盐铁政策”。汉武帝时期，由于通西域、伐匈奴的原因，财政支出庞大，国库（大司农掌管）入不敷出，遂拿出私房钱（少府掌管）以补不足，后者的来源是所谓“山海池泽之利”。武帝曾希望富有的盐铁商人也能慷慨捐款以补国用不足，然而应者寥寥，于是干脆将原本就属于“山海池泽之利”的煮盐冶铁业收归国有，以应付庞大的外交国防开支。“贤良文学”反对这项与民争利的政策，桑弘羊反问如何支付讨伐匈奴的战争开支时说：“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贤良文学”的回答几令人无语：“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何）用费哉？”（《盐铁论“远人不服，则修仁德以来之”。　这样的逻辑即使在今天尚且不现实，何况在秦汉之际，面对“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的强邻匈奴？其根本的错误在于将用于调和人与人之间的逻辑乱套于国与国之间，且对具体的国际形势完全误判。 二 那么孔子是在什么时候讲这番话呢？此语出自《论语“在远之人不服，犹来之以文德，颛臾在邦内，其不当用干戈益见”。孔子的话首先反映了他对冉有和季路没有帮助鲁国改善内政不满，其次孔子反对穷兵黩武，这是他的一贯立场。但是孔子只是说“远人不服，则修仁德以来之”，并没有说修了文德，远人仍不来，或来侵略，又将如何？而这正是当时的形势：“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贪侵盗驱，长诈谋之国也。反复无信，百约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备，亲之以德，亦难矣”（《盐铁论“以德报怨，以何报德？”应该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以德报怨”，流弊极深，祸及当世。 具体孔子是如何在外交上做到以直报怨的呢？《春秋左传》有这样的记载，齐国邀鲁国会盟与夹谷，齐侯大夫犁弥献计于齐侯，他认为“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意即想借助于莱人的兵力绑架鲁侯。齐侯听从了这个意见。孔子的反应是：以公退，曰：“士兵之！”就是协助鲁侯后退，而命令士兵向前冲。之后对齐侯进行了一番说教，齐侯无机可乘，乃令莱人退兵。之后举行盟誓时，齐国人在盟书上加上了这样的话：“一旦齐国军队出境作战，鲁国如果不派三百辆兵车跟随我们，就按此盟誓惩罚。”孔子在这样的问题上也没有丝毫妥协，他让鲁国的大夫兹无作揖回答说：“如果你们不归还我们汶水北岸的土地，却要让我们供给齐国的所需，也要按盟约惩罚。”《史记“优倡侏儒为戏而前”，此举也是在侮辱鲁国，孔子“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于是“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朱熹在评价孔子时说他如蔺相如对秦王一样（《朱子语类》卷八十三）。齐国是比鲁国强大的国家，其会盟的意图就是看有什么便宜可沾，若不是孔子据理力争，针锋相对，有来必有往的外交作风，后果可想而知。最终“齐侯惧，乃止，归鲁侵地而谢过”。这哪里是以仁德而来远人，事实上，对待这样的恶邻，任何妥协、息事宁人的作法都只能是刺激其得陇望蜀、得寸进尺的欲望罢了。 另一个例子就是清末的顽固派倭仁和洋务派奕的论战，倭仁是传统社会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维护者，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在回答奕关于对抗“夷人”之策时，他的回答与汉朝的“贤良文学”可谓遥相呼应：“以忠信为甲胄，以仁义为干橹”。这句话原本出自《礼记“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