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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重塑 　　摘 要：在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不断流失会导致多层面的社会风险。在分析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原因的基础上，提出重塑途径：增强农村基层政权的现代人本管理理念；规范农村基层政权的行政行为；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制度建设；积极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 关键词：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政权；政府公信力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011-02 近年来，随着社会重大问题的突出和公共事件的发生，政府公信力问题已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及其公务员自身、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及其执行能否取信于民的能力[1]。自2006年国家免征农业税起，中国就正式进入了后税费时代。在后税费时代，以税费负担为核心的干群矛盾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基层政权的公信力也呈下降趋势。农村基层政权是国家行政体系的重要根基，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古语说“民无信不立”，要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关键要建设好基层政权，重塑基层政权在农民心中的公信力和权威性[2]。 一、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的风险 在中国基层政治中，农村基层政权不同于农村基层政府。农村基层政府，指的是具有宪法地位的乡镇政府，而农村基层政权，既包括乡镇政府，也包括村委会以及村庄的其他组织[3]。研究表明，当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呈现“央强地弱”的格局，即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而对基层政权的信任度最低，中国基层政权的信任状况正趋于恶化[4]。农村基层政权作为联系国家与农民群众的桥梁，其公信力状况直接影响政治体系的稳固，影响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丧失，必然会引发多层社会风险。第一，引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政治合法性是社会大众对政治统治的自觉认同和服从，其本质是一种政治认同。政治合法性的获得，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行为，包括政府运用意识形态、制度和绩效等方法为自身所做的种种证明；另一方面，更为实质的内容是，政府在大众中赢得的自觉信任和忠诚。政府公信力作为一种公共信任关系，集中体现了政治合法性的实质内容，是衡量政治合法性状况的晴雨表。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流失主要表现为农民对基层干部因腐败现象等而表现出的不信任，但若不加以有效控制，则有可能引发对基层政治体制的不信任，进而破坏社会和谐。 第二，削弱政府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组织和动员分散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是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良好的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即便政府的组织技术和动员技术再高明，民众也不会听从政府的管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关涉9亿农民的系统工程，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要建设好新农村，离不开农村基层政权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而公信力的流失无疑会削弱政权的组织和动员能力。 第三，阻滞公共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公共政策是政府进行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手段和工具，公共政策的执行与政府的公信力密切相关。政府公信力高，社会公众才会按照公共政策规定的要求和方向贯彻执行。反之，必然会在内心排斥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导致政策难以执行。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农村基层政权的迫切要求。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流失，其政策执行得不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而只能以强力推行实施，无疑会大大增加权力的运行成本，降低公共政策的预期效果。 二、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的原因 在后税费时代，虽然农民负担已经减轻，但税费改革前以干群关系紧张为特征的乡镇治理危机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相反，在财政短缺与职能转型的压力下，农村基层政权的公信力还在不断流失。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基层政权现代人本管理理念的缺失。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现代管理理念是生成与执行科学、合理政策的前提。然而，在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基层政权中，普遍缺乏民本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等现代人本管理理念，在具体的工作中，表现为基层干部固守“官本位”理念，导致官僚主义盛行和弄虚作假行为，而罔顾农民的实际要求，其结果必然损害农村基层政权的公信力。 第二，农村基层政权公共行政行为的偏颇。农村基层政权公共行政行为的偏颇首先表现为农村基层政权角色的错位、越位。农村基层政权作为广大农民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职责应是“维护稳定、服务农民、促进发展”。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屡屡出现政府的错位、越位行为，与民争利，这违背了人们对政府的角色期待，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其次，表现为政策执行的利益化倾向。农村基层政权原本应该根据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来制定或执行政策，但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基层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