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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总体性精神追忆和重塑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性批判思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现代性问题作过深刻反思。其在否定主体性原则片面性的同时，亦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异化现象进行过溯源，具体结论虽然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却是被普遍认同的，即现代化进程严重破坏了宇宙原初格局，自由、和谐、愉悦的生存关系在技术理性的威压下被严重破坏。以卢卡奇、戈德曼、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前现代社会整一化的生活秩序始终难掩追忆与缅怀的情愫，为此，他们分别沿着不同的思想路径开始寻觅总体性精神的足迹。有别于传统武装斗争，他们选择发动意识形态革命来规避现代性之危害。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戈德曼；马尔库塞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034-06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9世纪相继辞世，这无疑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憾事，然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建设与发展并未就此停滞。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连番现世，也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得以延续与重生。对此，我们且不论其具体言说方式如何，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深得其创始人思想之真味，他们以反抗为中心话语，以批判为武器，力求为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做出努力与尝试。 在20世纪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述形态与实践模式中，不仅有充当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还有西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后者由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最大、分析切中要害，故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自书写自身历史以来，始终心系现代文明进程，相关诊断直指人类生存命题。 “总体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范畴，由卢卡奇首先提出。马克思逝世后，第二国际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片面强调经济活动的主导地位，反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卢卡奇之前，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不遗余力地同上述思想倾向作过坚决的斗争。面对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工作作风，葛兰西、科尔施、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也先后发表声明支持上述正义之举。1923年，“总体性”作为一个范畴在卢卡奇所著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中被明确提出。卢卡奇认为，“总体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的辩证法之革命性本质的概括与总结，可以用于遏制马克思主义被实证化、庸俗化的错误做法。自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总体性”的讨论与辨析接踵而至，这一研究热潮的兴起除与其试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目标有关联之外，还深受时代语境的影响与左右。 当时，正值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社会在深化工业主义生产模式的同时，也令感性的、审美的力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与瓦解。有感于此，一批有识之士纷纷向支离破碎的现实镜像发出诘问与责难，继而合力反思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病与缺失，旨在破除现代性悖论的魔咒。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克尔恺郭尔以“个体的人”为主题对人类生存境遇的观照，应当说是率先实践了这一理想。后起之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摧毁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同时，也竞相另起炉灶构建理论学说，力求取而代之。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想要借助“总体性”概念来改善现实世界被割裂的事实。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性批判思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样对现代文明进行过追本溯源式的清理。然而，有别于与传统彻底决裂的立场，以卢卡奇、戈德曼、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前现代社会整一化的生活秩序始终难掩缅怀与追忆的情愫。他们在担忧现代性危机之余，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理论探索。他们分别沿着不同的思想路径寻觅调节现代性矛盾的有效方法。换言之，他们坚信社会历史在其不断进步的同时，也会时不时地向后观望，在克服主体性原则片面性方面相互契合，从而成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独特的审美风尚。 鉴于“总体性”的重要性，我国学界很早便开始进行相关研究。20世纪80年代，张一兵先生就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范畴的哲学命意》（《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一文中，突出强调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总体性”范畴的理论贡献。高兆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启示》（《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一文中，在总结“总体性”之于西方社会现实批判功能的同时，亦肯定了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借鉴价值和意义。陈学明、孙云龙在《渴望总体性》（《哲学研究》，2005年第10期）一文中，针对学界未能充分阐释“总体性”意义的状况，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分层论证了“总体性”的所指意涵，对清理相关认识具有重要作用。综上所述，其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评价“总体性”的方法论意义；二是剖析以此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理论内容；三是说明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