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阮氏政权对华贸易中的华人.docVIP

越南阮氏政权对华贸易中的华人 　　17、18世纪，越南南方的阮氏政权与北方的由郑氏实际控制的后黎朝(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郑氏政权)长期对峙。阮氏政权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远不及敌对的郑氏政权，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阮主被迫“废弃过去越南政权的做法，而允许有相当自由的贸易”。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东亚地区形势的变化，阮主统治下的广南地区迎来了一个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对华贸易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华人作为越南对华贸易的主导者，尽管在这一时期面临欧洲人的竞争，但其贸易规模和自身实力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并进一步确立了在越南的优势地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时期华人移民到越南的现象，但对于华人如何参与越南对华贸易以及他们的作用却鲜有系统的、专门的论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1600－1639年阮氏政权对华贸易中的华人 　　 　　唐宋以降，东南商民出海贸易、流寓南洋等地的人越来越多。郑和下西洋时途经三佛齐(古国名，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国人多是广东、漳泉等处人逃居此地”；广东人陈祖义举家迁居该地，“充为头目，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其时，华人在安南、占城、暹罗、马六甲、巴达维亚、摩鹿加群岛、菲律宾等地也都建立了雄厚的基业。明朝中叶以后，中国江南各省商品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商品意识随之增强，“多务贾，与时逐”；而闽、粤两省“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以贩海为生，由来已久……非市舶无以助衣食”。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接受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部分解除海禁，出海经商者一时间骤然增多，犹如开闸之水不可遏止，“成为当时对外商业交往中十分突出的景观”。据万历年间(1573－1619年)朱国祯的《涌幢小品》载：“有刘风歧者言，自(万历)三十六年到长崎岛，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诸岛计之，约有二三万人。”当时出洋风气之盛可略窥一斑。 　　越南由于其紧邻中国的独特地理优势吸引了不少华人。华人大批移居广南地区，则“显然与阮氏之镇守顺化有密切关系”。自16世纪中叶莫登庸篡位开始，黎朝政局就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分裂状态。莫氏的势力于1593年被逐出京城，然而就在黎朝复兴的同时，反莫势力的内部产生了新的分裂，郑、阮两大派系的矛盾日益尖锐。1600年，阮潢借口讨贼返回顺化后，“自是不复人东都”，盘踞在顺广地区的阮氏家族虽然名义上仍奉黎朝为正朔，但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中、日史籍中称之为广南国，西方则称之为交趾支那。 　　阮氏政权建都顺化后，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行“南向政策”，不断南侵占城，开疆拓土；另一方面主动开放国门，招揽华人，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为了方便华商，阮氏政权特许在会安选择一处合适的地方建立城镇，作为市集场所。张燮《东西洋考》云：“贾舶既到，司关者将币报酋，舶主见酋，行四拜礼。所贡方物，具有成数。酋为商人设食，乃给木牌于廛舍，听民贸易。”会安很快就发展成国际贸易口岸。当地的古碑刻着：“四方百货，无远不至。” 　　阮氏政权对华贸易的兴起除了因阮主的政策推动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外部原因。16世纪末，日本逐渐统一，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民众生活趋于安定，对中国丝绸等手工业品的需求量大增，各地银矿的开发又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到“17世纪初，日本白银的年输出量达200吨，估计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日本对中国手工业品的旺盛需求和中国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白银的大量需求，使从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有利可图。然而，明朝时中日关系的长期紧张使得直接的中日贸易无法进行，隆庆元年部分解除海禁恰好为中、日两国的商人提供了一个机遇。虽然明朝官方仍旧严禁对日贸易，但中、日商人却可以在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日本商人也可通过当地居民购买转运而来的中国产品。日本当局也积极推动这一贸易的发展，从1591年开始颁发所谓的“御朱印状”给地方豪商，鼓励他们到广南、马尼拉等地与南航至此的华商从事贸易。于是，东南亚各地港口随处可见日商的足迹。这样，中、日之间的贸易禁运反而促进了第三地中介贸易的发展，广南对华贸易的急速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客观条件所致。 　　当时，华人在广南、占城、暹罗最为活跃，他们与日本人、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一起经营远东海洋贸易，构成世界海洋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从事的中国与广南之间的贸易实际上就是这个贸易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来自中国广东、福建等地的商人每年年初来到广南，开始为期7个月的交易。中国商船运来瓷器、纸张、茶、硝石、硫黄、铅等货物，与当地居民交换乌木、沉香、肉桂等土产。 　　随着广南贸易的兴盛，留居广南的华商愈来愈多，因为在当时的航海技术条件下，商船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