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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宏志趋势来自a对知性的理解 　　在酒店的咖啡厅,我见到台湾出版界前辈詹宏志。 　　远远的,我看到他走近坐位,双手合十,开始打招呼,不停地说“不好意思,久等了,久等了”。我很难把眼前的这位有着周星驰式发型的长者与维基百科里那一连串的工作经历和吓人的头衔联系起来。他看起来是那样的恭谦。低缓的声音,平和的语调,说到得意之处,略显不好意思的笑容……我偶尔在纸上写下一两个词,抬头时,发现他正注视着我,等待着我准备好后,做更进一步交流。而我,只是初次见面的普通晚辈。 　　整个访问的过程,像一位学富五车的智者,与请教者分享自己对事情的见解。请教者常常会从智者一语中的的言语中,感受到那片,被他拨开的头上的云雾后所看到的,更为广大的格局和宽阔的天地。 　　詹宏志几乎做过和文化有关的所有行业:报纸编辑、出版公司经理、唱片公司老总、电影监制、互联网公司总裁……朋友罗大佑曾劝他办一个名片大展,因为种种的职业经历,让他有不下两百种名片。他的律师也笑称他是以“转行为业”的人。 　　他躬逢三十年来台湾文化界的许多重要事件,他有着许多让人津津乐道的“詹宏志式”梦想成真的故事。 　　虽然他的预见总是和事情的未来走势不谋而合,但他并不喜欢被称为趋势家。他说自己只是习惯性地想去了解这个社会会走向哪里。 　　我本想问他,是如何培养趋势家的眼界和格局,却在他谈卖书这件事时,找到了答案。 　　清楚、迅速地了解所从事的行业的规则和方法。 　　不批判市场,理解市场。 　　相信统计的力量,并把统计当作工作的规律。 　　 　　谈卖书、电影监制、谈搜索引擎、数位出版、华文出版……谈他做过的事情,他总会说上一句,“我是一位老编……”。 　　他把所有的成就,归功于最初编辑身份攒下的功力。他说书是他的防身术和力量的来源。 　　盛名之下,詹宏志其实是位谦逊的老编。 　　 　　以转业为业 　　所有看起来较大的行业转换,就跟我从乡下到台北一样。 　　詹宏志做过许多行业,在每一个做过的行业里,他都有脍炙人口的壮举。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为什么每一次跨越他看上去都充满勇气,难道他天生是不会畏惧的人? 　　“现在回头看,会觉得我的生活多姿多彩,经历过那么多事情,有那么多重要的事件我都在现场,但在当年来看,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坎坷,做一份工作到一定程度,因为某种原因就觉得要离开。”说到当年的人生坎坷,詹宏志无奈地笑了,我也笑了。世人往往只看到成功的亮丽光环,却常常忽略盛名背后的曲折故事。 　　“在台湾的很多朋友也都会问我,为什么到一个陌生的行业,我看起来却没有感觉特别害怕?其实我从来都是害怕的,我是一个乡下小孩,从乡下到城里第一天上班就是这个样子,人家在讲什么我都是不知道的,我没做过的事情很多。”于是,我听到了很多关于詹宏志硬着头皮去做的“糗事”。 　　上工第一天,詹宏志不会用电话,因为在家乡他没有用过,可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报社。一开始用电话时,他非常不自在,老觉得对方的声音太小,或者因为看不到对方的脸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和表情就急急忙忙地想把电话挂掉。工作头两个月,发生过好几次在电话里误解别人的意思的事情。“很糗的。可是怎么办?所有你不会做的事情最终都还是要面对,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做。比如,主管问我,这个事你会不会做?怎么回答他?说不会,好像你不应该坐在这个办公室里;说会,可是又真的没做过。我就说试试看,主管就把事情交我去做,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做。做了事情之后,我就赶快回头来看自己做得怎样,问懂的人或是查书。……我做了太多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一生的写照。”詹宏志坦然地说。 　　因为比较勇敢地去“做”,年轻的詹宏志给主管们留下了一个印象:要做哪些奇怪的事情就叫这个小孩去。久而久之,詹宏志不止做自己没做过的事情,甚至连整个公司没做过的事也一定是他去做。 　　1980年代初,詹宏志在《中国时报》工作。那个时候的他,已经很习惯地去想接下来两三年事情会怎么样,所以他看到了一个征兆:从70年代末开始,台湾和美国进行的智慧产权(知识产权)的谈判,最终的结果将是台湾不可能挡得住美国的要求,翻译权会有保证。翻译权一旦有了保障,詹宏志所在行业的工作模式就会发生变化。早年台湾的编辑看到好看的文章就会翻译使用,不用搞清楚这是谁的文章,原权利人是否同意。詹宏志预感到,翻译权一旦有了保证,问题就来了――不是在原权利人怎么找,而是工作的流程――你晚上八点得到一条新闻,12点要截稿,只有四个钟头,你去哪里找原权利人,使这篇文章有合法性发表? 　　版权这件事要怎么解决?詹宏志不知道,当时的他根本不知道全世界有各式各样的版权公司,还有版权代理这样的行业,只是感觉这是很恐怖的事情。于是,他给报社的老板打了一份报告,提议要预先准备对应这个事情的发生。去跟最常使用他们资料的报纸和杂志谈合约,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