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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明:重回国企改革原点 　　国企改革不进反退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公布，释放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信号，《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明确了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内容。你如何看待《决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论述？ 王忠明：现在大家都关心国有企业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释，在关于国企改革的论述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不仅与国有企业有关，也与民营企业有关。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混合所有制是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私人资本的融合。 在我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论述，与十年前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相比，很多表述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重申了那时的一些观点。 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一些论述上还是回到了当初那个原点，比如现在讲的交叉持股、融合发展，在十年前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当中就已经非常明确了。 实际上，在这十年中，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是有一点停滞，甚至还有一些倒退，所以《决定》中论述的关键点是回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原点上。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国有企业改革不进反退的原因是什么？ 王忠明：我们这十几年没有往前推进，某种程度上这不是我们的光荣，而是我们的羞愧。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改革的时机，从而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其中就包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对立。因为我们没有在改革方面加以推进，所以你会看到，许多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在内，都在无序扩张，无度扩张。 今天，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简单地去搞几个拼图，不是国有资本多大比例、民间资本多大比例、集体资本多大比例，搞这么几个所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而是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 比如长沙中联重科所在的领域是充分竞争的大型机械领域，不管是混合所有制还是非混合所有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能不能有助于培育或者发挥企业家精神。 从目前中联重科的股权安排和产权制度来看，我认为它没有给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带来多大的激励，因为湖南省国资委还掌控着中联重科近20%的股份。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中联重科的董事长是谁，但是我知道，中联重科的董事长是詹纯新，因为我做过中联重科的独立董事。其实詹纯新的个人素质非常高，一点都不亚于现在的民营企业家，但是由于中联重科的这种股权安排，詹纯新无法充分展现出他的个人才华。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这一点上，詹纯新与联想的柳传志不同。尽管联想里也有国有资本的股份，但柳传志绝对是联想的标志性人物。 王忠明：对。联想实际上也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目前联想依然还有中国科学院的股份，但是中国科学院基本上不管联想的具体事务，而且它持有的股份也相对较小。这就给了柳传志充分发挥的空间，而柳传志个人的豪气也决定了，他能够拥有如此大的知名度。 就算联想没有了，但柳传志却是永恒的。柳传志所创造的价值，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联想，也不是他现在所持有的物质财富所能够比拟的。柳传志所展现出的企业家精神，其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联想今天的市值，这种企业家精神对于中国整个企业界的影响，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绝对不是联想这么一家企业所持有的价值所能够比拟的。 詹纯新的个人素质和能力，也绝对不是一般的民营企业家能够比拟的，但他却不像柳传志那样有名，也没有柳传志所带来的那种企业家精神。为什么？因为他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他的身份使他受到很大的限制，他没有像柳传志那样有充分发挥的空间，公众场合也不能够更多地露面。 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联重科这一案例能够给国有企业改革带来怎样的启示？ 王忠明：启示就是，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思想来体会混合所有制，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了。因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石就是现代产权制度，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间资本，体现为产权制度，也就是交叉持股融合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原来是单一的国有产权，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后，它就变成混合所有制经济了，那么它还能叫国有企业吗？很显然，它已经不是国有企业了。所以我认为，提出现代产权制度，必须是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实际上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终结。 当前的政治体制背景下，在一个特定的阶段，保留一定的国有企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完全出自经济的需求，而是出于社会政治的需求。 所以现在中央会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动，能够让民间资本更多地去担当市场经济的风险，从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培育企业家精神，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去造就品牌的转型升级，使品牌能够进一步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