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是否引领了中国和世界文明.docVIP

科举制是否引领了中国和世界文明 　　[摘 要] 科举制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较早被废除的政治及教育制度，是因为其一方面以常人难以抗拒的功利主义的意识，吸引了中国社会中最有可能创造新思想、新制度的人们拥挤于科举的道路上，使其在本质上变成了“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权力的工具，使社会丧失了新文化、新制度的创造力量。另一方面，科举制彰显和营造的极端“功名”氛围，腐蚀和败坏了教育的风气，使“读书做官”、“望子成龙”成为弥漫于全社会的精神“主旋律”，使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诱使人修习“聪明智巧”、进而“所学非所用”的功利性活动。今天若不清除科举制的意识，教育的本质性进步将没有希望。 [关键词] 科举制；高考；人类文明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04X（2013）02-040-06 收稿日期] 2012-11-25 [作者简介] 王长乐，男，陕西华县人，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机制理论及大学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建目六十年来的大学制度反思及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研究”的研究成果： 10YJA880142；江苏省社科课题“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研究成果：10JYB011. 最近，在《中国科学报》（2012-8-15）上读到一篇题为《“状元热”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的文章，也看到了一个“新观点”：“状元热是一种正常而且合理的现象”，因为“状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优秀与卓越的品质”。而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就是“咱们的祖先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通过考试筛选人才的办法，并逐渐建立起科举制度，引领世界文明”以及“科举取人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文明的持续辉煌”。 一 对于文章中的这个观点，笔者深感迷惑。 第一，在笔者日常所接触的近代史资料中，看到的多是对“科举制”持批评态度并强烈呼吁“废科举、兴学校”的主张，且这些呼吁者均非常人，而是像冯桂芬、郑观应、严修、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这样的对国家“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怀有强烈责任感，并曾经身体力行推动社会进步且青史有名的仁人志士们，难道他们当年的“变法必先变科举”的主张错了吗？难道他们对科举制“意在败坏天下人才”、“害在使天下无才”、“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评价不对吗？而如果与文章肯定的“状元热”现象相联系的科举制“造就的文明能够持续”的话，那其时的仁人志士们何必要“睁眼看世界”呢？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的朝野上下何必要百般焦虑、期望“师夷长技以制夷”呢？甚至于到三十年前，还要“改革开放、向发达国家学习”呢？ 第二，笔者曾关注过许多国家的文化、教育思想和制度，尚未发现任何一个国家在真正意义上移植或引进了我国的科举制，而在没有任何国家移植或学习中国科举制的情况下，所谓的“引领世界文明”从何说起呢？还需要说明的是，曾有人因为美国的文官制度（公务员通过考试选拔）有与科举制相近的因素，就依此断定是引进了中国科举制的结果。对此笔者以为，美国的文官制度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部分，是美国自由、平等、博爱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逻辑性表现，其选官方式是在美国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中自然产生的，与科举制方法相近可能只是一种巧合，而非是刻意移植或学习的结果。 第三，中国早期社会其所以被称为文明社会，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比较早地推行教育和文化，比较早地建立了民间社会的伦理原则（仁、义、礼、智、信），比较早地提出了统治者应该是“仁者”、“施仁政”、“民为贵、君为轻”的理论，强调以“讲理”代替“武力征服”，体现了和平、善良、仁义的文明原则。然而遗憾的是，这些产生于春秋时期的文明思想和原则，却被秦以后的统治者们抛弃了，由“商鞅变法”中弘扬的法家思想，亦即“强权即真理”的原则，成了社会中长期流行及遵循的基本观念。而“历代都行秦政制”，从而使中国早期创造的文明大部分丧失。特别是世界已经开始变化，实行新的规则（宪政――以和平的方式代替暴力的方式管理国家）的时候，我国却没有进行及时的转换，以至于落在了世界的后面。而在“外儒内法”的社会中，科举制并没有产生促使社会前进的作用。 对于科举制“造就中国文明的持续辉煌”的说法，作者更是感到疑惑。因为中国在自秦至清的两千多年时间里，社会本质并没有发生性质方面的变化，都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往历史书中所说的“社会进步”，也主要是指社会现象形态的变化。比如：生产工具进步了，由刀耕火种变成了牛拉犁耕；社会管理的方式变化了，由实物税、人力役变成了由货币代替（一条鞭法）等。而在社会的基本性质、政权形态方面，则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打倒了一个刘姓或李姓皇帝，又出现了一个赵姓或朱姓皇帝而已。而产生并存续于其中的科举制，所“造就的中国文明”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