忐忑教主龚琳娜的音乐人生.docVIP

忐忑教主龚琳娜的音乐人生 　　这是一个个性成就人的时代，看你选择怎样成功。 　　 　　 “民歌状元”被德国人“拐跑” 　　 龚琳娜5岁登台，独唱《我的愿望》，“长大要当李谷一”，这是她当时的梦想。12岁，龚琳娜第一次出国，给法国人唱贵州民歌。16岁上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三年后上中国音乐学院，师从邹文琴，学习民族声乐。1999年，她顶着文化部“民歌状元”的光环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2000年，她在青歌赛脱颖而出。与她同期从那个舞台上为观众所知的还有谭晶、谷峰等歌者。 　　 出名了，但也为名所累。各种演出邀约接踵而来，“刚刚大学毕业的我，突然被悬吊在高台，双足不着地，不知道自己将要被名利的旋风吹到哪里。我心惶惶然，站在舞台上也唱得不知所云”。 　　 当时假唱风行，各类晚会通常在演出前就录好音，歌手只是在台上对口型。2002年，她受邀到某市去演出，头一天才拿到歌词曲目，第二天站在露天舞台上，龚琳娜把麦克风紧靠自己的嘴唇，按照“一二三四”的节奏假唱，脸上还带着恰如其分的表情。但她瞥见台下仰头应和的观众，忽然觉得那些目光就如万箭穿心，三分钟的演唱，如有十年之长，“感觉自己行尸走肉一般，对不起我的观众”。 　　 在最迷茫的时候，她遇见了德国人老锣。 　　 老锣10岁开始学习巴伐利亚筝并进行即兴演出，1993年，获德国国家奖学金，来上海音乐学院学古琴，师从古琴家龚一先生。2002年的某天，老锣对龚琳娜说：一起玩音乐吧？龚琳娜一愣：玩？音乐学院出来的人可没“玩”过音乐。第一次合作是老锣弹琴龚琳娜唱歌，唱着唱着，老锣的琴声就即兴变化起来，龚琳娜的歌声也跟着变。 　　 “我从五岁开始唱歌就学习怎么唱给别人听，怎么表演。”龚琳娜说，而那次三个小时的合作，让她第一次意识到，音乐是可以这样自由地玩的。 　　 老锣完全否定了龚琳娜从前的路子──第二天，龚琳娜邀请老锣到家里做客，龚的妈妈自豪地把女儿参加各种晚会的VCD拿给老锣看，不料老锣竟蹦出一句“我觉得好恶心”。妈妈立即就傻了。龚琳娜后来不上晚会了，龚妈妈有一次还拉着老锣抱怨：“自从我女儿跟了你以后，晚会也不上了，连妈都不要了。”老锣反问：“这要看是你想要的，还是你女儿想要的。” 　　 从那时起，龚琳娜开始反思声乐表演和教育“千人一声、千人一面”的问题。她后来在博客上写道：“‘千人一声、千人一面’是一种表象，因为歌手把‘科学的声音’‘美丽的外表’作为第一追求，忽略了音乐本身。”“歌手参加比赛，总要选择难度大的、能够显示一种嗓音技巧的作品，渐渐地忽略作品鲜活的生命力和艺术内涵。挖空了心思，作品空了，嗓音空了，名利空了。声音假了，笑容假了，前途假了。裙子大了，粉底浓了，外面包上厚厚的壳了。音乐没了，情感没了，像一条流逝的河水上漂浮着花瓣。男人不见了，青春不见了，比赛不见了。你们要去哪里？” 　　 　　 用音乐谈恋爱 　　 2003年，有感于藏族的嗖音、彝族的假声高腔、蒙族的呼麦、陕西的秦腔等多元唱法都无法在音乐学院里得到重视的现状，龚琳娜回到贵州家乡，在苗族地区采风。她住在苗人的家里，半夜听到屋外诡异的叫声，同屋的男人们告诉她，是姑娘们在召唤了。龚琳娜问，自己是否可以跟着一起去，结果小伙子们笑着对她说：我们这里是可以随便乱摸的哦。龚琳娜也顺着玩笑说：那我可以摸吗？ 　　 无论怎么说，她终究得以窥见他们是怎么“用音乐谈恋爱”：小伙子们吹着树叶，姑娘们则唱着情歌。不仅是年轻人，老太太早晨光着脚上山喂猪时也会高歌，下午放学的孩子们也会跟龚琳娜戏歌，到了晚饭时间，又有饮酒歌。她不由得感叹：“唱歌就是生活，不是给别人表演。” 　　 2005年，龚琳娜终于放弃了国内的一切――演出邀约、固定工作、家人朋友，跟随老锣去德国。他们隐居在巴伐利亚的小镇里，屋前是高山，屋后是森林，每天光着脚到森林里散步、唱歌。刚开始会胆怯，因为面对大自然，自己“气虚”，过了一段时间，练气练声，“慢慢褪掉我所有的虚荣心”，才感觉内劲在生长。 　　 “我一直希望把音乐唱到骨头里。”她说，2010年在香港演出时，还有观众对她说：我从你的音乐里听出了鸟鸣，听出了风扫落叶。龚琳娜解释说，如果我能感受到，别人也能感受到，不是因为我，是音乐本身的力量。 　　 2010年7月，龚琳娜离开德国，回到北京，开始她的“声音行动”。她期望召集志同道合的歌者，探索更多元的民族唱腔，而非囿于师法西洋传统的声乐唱法。 　　 他们跑到居庸关长城的山下，叫喊欢唱，体会大自然作为舞台的宽广；她让歌者躺在地板上，全然放松，哼自己喜欢的歌曲，待他们坐起来，她发现大家都哭了。她说，这是因为音乐“入心”了。 　　 龚琳娜可谓是一个世界的歌者。旅居欧洲时，她就已经举办过60多场专场音乐会，刚开始，听惯了室内古典乐的观众被她高亢的嗓音吓得直往后退，最少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