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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农田水利法 　　历史上最早见于记载的专门性灌溉法始于西汉，左内史倪宽“定水令以广溉田”，召信臣在南阳大修水利，“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的法规，东汉王景“遂铭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合理分配用水的法规等等，但是，这些法规的具体内容已无法考证。唐代的农田灌溉法集中体现在综合性的水利大法《水部式》中，《水部式》也是现存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水利法规。而专门的农田水利法始于宋代，为加强对水利资源的管制，宋代制定了各种水法，其中就包括农田水利法。 　　农田水利法是王安石变法中最能体现其“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思想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专门规定农田水利的全国性行政法规，它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积贫积弱 改革图变 　　北宋是历史上有名的经济繁荣但却积贫积弱的王朝。北宋初年，?槭迪止?家统一，巩固中央集权，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对内，实行“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土地政策，导致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因为豪强地主具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使得大部分的税赋落到平民身上，农民和地主之间阶级矛盾加深；对外，北宋面对北辽、西夏的边境威胁采取了消极妥协的态度，每年以大量的“岁币”敬奉求暂时的安稳，这种消极的军事政策加深了“积弱”的局面，致使北宋饱受严重的外敌忧患。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北宋统治者为加强封建专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滋生出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出现了“冗费、冗兵、冗员”的现象。如宋英宗末年禁军、厢军约116.2万人，而宋初全国禁军和厢军加起来不过22万人；官僚人数也是直线上升，宋仁宗（1023―1063）时2万人，嘉?v八年（1063年），据司马光奏称，已“十倍于国初之时”，可到宋英宗（1064―1067）末年，又增加到2.4万人；从冗费来看，“治平二年（1065年），内部收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余，支出一亿两千三十四万余，非常支出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余，年赤字达到一千五百七十二万余”。“三冗”现象耗费巨大，是宋朝财政危机、国库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王安石向宋神宗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意图通过变法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走上富民、富国、强兵之路。农田水利法正是王安石新法中有关发展生产的重要经济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大刀阔斧 效益凸显 　　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宋神宗正式颁布实行《农田利害条约》（又称《农田水利约束》），这是一部大兴农田水利建设的行政法规，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农田水利专法，对各地兴修农田水利的组织审批方式，经费筹措，责任和权利分担，建议人与执行官吏的奖赏等，都有具体规定。《农田利害条约》全文共分8条，1200余字，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确定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的思想。“三冗”现象导致了北宋财政入不敷出。王安石认为如果只增加赋税而不发展经济，是“阖门而与其子市”的方法，会激发更尖锐的社会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就要利用好自然资源、增加社会财富。受时代的限制，当时人们认为，农业生产是开发自然资源的最主要形式。因此，开垦农田、兴修水利就成了王安石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也是农田水利法立法的思想所在。 　　（2）制定百姓、官员的奖惩制度。为了调动百姓和官员的积极性并确保农田水利工程顺利完成，农田水利法制定了奖罚分明的制度。农田水利法中规定，对于凡能提出有关土地耕种方法和兴建、恢复和扩建农田水利工程的人经核实后授奖，官府给予奖励或录用；各县官吏兴修水利见成效者，按功劳大小升赏，临时委派人员亦比照奖励；对于故意阻挠工程修建、不按规定开修的，官吏要督促并罚款，罚款充当工程费用。 　　（3）制定水利工程的审核、监督制度。在调动人民积极性的同时，农田水利法也规定了严格的审核制度。它规定：各县应上报境内荒田顷亩，所在地点和开垦办法；各县要上报应修浚的河流，应兴修或扩建的灌溉工程，并做出预算和施工安排；河流涉及几个州县的，各县都要提出意见，报送主管官吏；各县应修的堤防，应开挖的排水沟要提出计划、预算和施工方法，报请上级复查，然后执行；各州县的报告，主管官吏要和各路提刑或运转官吏协商，复查核实后，委派县或州施工；关系几个州的大工程，要经中央批准；工程太多的县，县官不胜任的要调动工作，事务太繁重的可增设辅助官吏；熙宁三年（1070年）八月，根据吕惠卿的建议，宋朝实行了差官察访制。由此建立了从意见采纳到工程施工的一套较为完整的审核监督机制，确保工程完工质量。 　　（4）规定人力、资金来源机制。为保证人力和资金的充沛，农田水利法在实施中还规定了相应的来源机制。人力来源主要有居民按照户等出工、军队出工和募饥民兴水利。其中，募饥民兴水利的办法既给灾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又保证了各地水利工程的兴建。资金主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