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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经济基础与农民外出务工宋丽娜（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4）［摘要］打工经济是影响农民行为模式的重要因素，其中村庄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据村庄经济基础的不同，农民的行为模式在打工经济兴起之后有两种运作逻辑。一个是以湖北英山伍家冲村为代表，村庄在打工经济兴起之前贫困落后，内部经济分化不明显，打工经济之后农民在建房上兴起了剧烈的面子竞争，其中的逻辑是打工收入流入村庄并且服务于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另一个是以湖北荆门新贺村为代表，当地资源丰富，在打工经济兴起之前农业剩余就可以支撑少数村庄精英转移出村，打工经济之后有更多的农民通过在城镇买房而转移出农村，村庄内部不存在建房竞争，农民的面子竞争集中在吃喝用等注重生活质量和生活享受的方面，其中的逻辑是打工经济是农民进城的资本，村庄精英越来越退出村庄中的面子竞争。［关键词］打工经济；村庄经济基础；村庄精英［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70X(2009)02-0020-04但是绝大多数却是从城市的视角来研究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很少有人从村庄的角度来理解打工对于农村的影响。笔者认为，从城市中研究农民工，农民工就具有了同质性和群体特征，这样农民工可以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群体进行研究，但是这种研究路径就忽略了农民工之前的村庄生活，抹杀了村庄社会对于外出务工的影响和各地外出务工不同的特征。从村庄角度对于打工的研究，多是一些打工之后农村社会现象的总结归纳，比如说，打工造成了农村“人财物”的外流，打工造成了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等。贺雪峰和董磊明从个体行为特征上论述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他们认为农民外出务工有两种逻辑：一个作为小农兼业行为和村庄社会关系再生产手段的进城务工，一个是作为积攒进城资本的外出务工，其中，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是村庄内部考量农民工行为模式的重要变量。贺雪峰等认为农民务工的两种逻辑是因为两代农民工的代际一、导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兴起了大规模的打工潮。农民外出打工成为了农民新的收入方式和生活方式。可是打工潮对于农村的影响却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和生活方面，它甚至从深层次上改变了农村的村庄结构，以及村庄文化传承。正如贺雪峰主编的《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中说，“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数亿农民的外出打工是这一变局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正是这一场悄悄的变局重新塑造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导致了农村的巨变，在经济收入、村庄治理、老人年状况、农民的伦理价值观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打工潮是当代影响农村社会的大事，理解农村的打工潮其实就是理解村庄社会性质。目前国内外对于农民工的优秀研究成果不少，[收稿日期]2009-03-20[作者简介]宋丽娜（1983-），女，河南郑州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20宋丽娜：村庄经济基础与农民外出务工差异而有所区分的，具体来说就是，第一代农民工多遵循第一种务工逻辑，而第二代农民工则遵循第二种务工逻辑。笔者认为，从两代农民工的差异来解读两种不同的务工逻辑，这是从农民工个体角度对村庄纵向变迁逻辑的考察，但是从村庄整体的角度来考察，两种务工逻辑不同所引起的农民工行为模式和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可以在更多的变量中获得解释。经济基础是一个村庄基本的社会生态，它对于农民的社会行为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就是试图从村庄主位的角度来理解农民外出务工不同的行为逻辑。笔者认为，农民外出务工后的行为逻辑是受制于村庄经济基础的，其中，村庄精英的行为在农民的行为模式中起到了重要的典范作用。从村庄经济基础来看，农民外出务工也有两种逻辑。第一种逻辑是以湖北英山县伍家冲村的经验为基础：打工收入服务于农民的小农生活理想，或者说打工服务于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第二种逻辑则表现为农民通过打工退出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通过打工积攒资本在村庄之外的城镇买房，这是以湖北沙洋县新贺村的经验为基础。高收入。农民挣到了一些钱就回家做楼房，目前伍家冲村已经有近200栋楼房。现在建房的每年有30～40户。农民的钱有限，为了能够建楼房，他们会想出各种办法，比如说楼房用钢筋比较牢固，有的人钱不够也要建房就用竹子代替钢筋，这样安全就有隐患；村子里有专门做大砖卖的，一般情况下做出来的转头要晾干才好用，有的人做房子急用，也不管，直接做出来就拉走用了。这些都有安全隐患。大部分农民建房都是要欠1~7万元不等的帐。4组的明组长家里2006年刚刚盖起了三层楼房，共花了11万了，自己出了1万多元，共借了将近6万元的债务，剩下的是儿子打工挣的钱。明组长告诉笔者，打工混的好点的出去4、5年就能盖所房子，一般情况下，夫妻两人出去打工10年才能盖所房子。明组长说，打工的目的有两个，首先是为盖房子，其次是为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