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之音：《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启示.docVIP

精品论文 参考文献 域外之音：《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启示 摘 要：海内外众多的中国文学史版本，无论对于中国学界还是西方学界来说，已构成了一个多元的文学史书写对话空间。《剑桥中国文学史》秉持“文学文化史”的书写理念，以接受史、印刷文化、选集的选定、性别等文化要素为经纬，试图在文学史书写中就年代、朝代与文体三者之间做出适当的妥协，因此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论述与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著作相比，其书写方式有一些显著的特色，这给我们的文学史书写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剑桥中国文学史》 文学文化史 西方汉学 [中图分类号] I 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2）11-0030-03 由美国著名汉学家孙康宜（Kang-i Sun Chang）教授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自2010年出版以来，国内外学者便相继发文，热议这部中国文学通史的创新价值。文学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文学的历史，它是“文学”和“史学”的辩证统一；而文学和历史一样，都有一个千变万化的传统，正如宇文所安所言，“文学史本身就是文学史的一部分”[1]。国内外众多的文学史版本就是明证之一。本文基于《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结合顾彬（Wolfgang Kubin）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从中管窥欧美学者和中国学者在文学史书写理念上的异同及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一、文学史的分期 文学史书写的首要问题是文学分期或文学阶段的划分，因为漫长而繁复的文学史需要某种划分才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特质。而文学分期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呢？尽管文学是对人的情感的审美，但文学的演化与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变化也息息相关，由此文学分期习惯性地便以“时间节点”为标准。这是文学分期的经典范式，但也经常遭到人们的质疑。 《剑桥中国文学史》从上古时期写到了2005年，以1375年为界分上下两卷各七章；全书17位作者以美籍学者为主，包括田晓菲（Xiaofei Tian）、艾朗诺（Ronald Egan）、傅君励（Michael Fuller）、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石静远（Jing Tsu）、贺麦晓（Michel Hockx）、奚密（Michelle Yeh）等著名汉学家。严格说来，《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没有“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间划分观念，因为我们习以为常的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在此书中分别以1841年、1895年、1919年、1937年、1949年、1978年为具体的时间节点。我们知道这些年份的背后，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在王德威撰写的下卷第6章（前三节）开篇，他以龚自珍的诗文开篇，也指出了1841年这个时间起点的历史情境，即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中日战争。然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晚清60年间文学观念、文学生产和文学传播的活力和多样，超出了“五四”话语所规定的那种狭窄范围。他进一步指出，文学的现代性可能因政治的、科技的现代化而起，但不一定会重复在其反应过程中的既定内容或规范；并强调了中国文学独特的现代性特征和非单一性的文学现代化进程。[2] 王德威的这种文学史分期观念，不禁让我们想起他之前的一句名言和一本名著：“没有晚清，何来lsquo;五四rsquo;？”——这是王德威教授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中的“断喝”，他强调的是中国文学“多重的现代性”。虽然这一结论是历史常识，但针对具体的问题而言便产生了特别的意义和影响。（此后，王德威也有过“没有lsquo;五四rsquo;，何来晚清？”的说法。）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可谓卷帙浩繁，异彩纷呈；其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经删去百分之二十原德文版内容后于2008年出版。此书分三章十节书写了从“现代前夜的中国文学”到“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商业化”的演进历程，明确的时间节点是1912年、1928年、1937年、1949年和1979年。顾彬同时承认，文学的任何一次发展都不乏自相矛盾之处，归类陈述并不能捕捉完整的现实；而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时间，他认为“在较狭窄的意义上，这个阶段包括了粗略说来从1895年（甲午战败）及1898年（变法维新）到1915年之间的年岁，在较宽泛意义上则包括了清末乃至起初的民国时代（1912-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