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综合反应平台的构建与设想.docVIP

未成年人保护综合反应平台的构建与设想 姚建龙 滕洪昌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 鲁东大学 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X 关注成功！ 加关注后您将方便地在 我的关注中得到本文献的被引频次变化的通知！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开心网 豆瓣网 网易微博 摘????要： 国内具有未成年人保护综合反应平台性质的实践探索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群团组织牵头、充分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信息平台, 以共青团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为代表;二是政府主导、民政部门牵头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信息平台, 以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为代表;三是政法委主导、检察院牵头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检察监督信息平台, 以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为代表。但总体来看, 三种模式还是存在着发现难、报告难、干预难、联动难、监督难、追责难等共同性难题。为了破解上述六大难题, 最大限度避免发生涉及未成年人的恶性事件, 应该由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牵头并整合资源, 依托12355平台建立“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综合反应平台, 融监测预防、发现报告、应急处置、研判转介、帮扶干预、督查追责六大功能为一体。 关键词： 未成年人保护; 多部门联动; 责任稀释; 综合反应平台; 作者简介：姚建龙,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少年司法、未成年人保护; 作者简介：滕洪昌, 鲁东大学2015级博士研究生, 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司法心理学、未成年人保护。 一、问题提出 近几年, 国内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事件频发, 这说明目前我国儿童保护理念落后, 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观念尚未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赵川芳, 2014) , 也反映出目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存在着亟待克服的症结性问题:第一, 发现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信息由谁来发现, 怎么发现不明确。第二, 报告难:发现问题后由谁来报告、向谁报告找不到法律依据, 而且即使向有关部门或组织报告了, 报告之后到底有没有用也无从知晓。第三, 干预难: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且上报后, 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干预, 实施有效帮扶存在疑问。第四, 联动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二十余年来, 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是由保护未成年人的共同责任原则所带来的“责任稀释困境”——谁都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 但是缺乏主责部门和有效的统筹机制, 其结果是保护未成年人“说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 忙起来不要, 出了问题找不到” (姚建龙, 2017) 。第五, 监督难:相关部门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事件的处置情况, 由谁来监督、采用何种方式监督没有明确规定。第六, 追责难:如果相关部门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上不行使职权或违法行使职权, 由谁来负责追责、如何追责, 存在制度上的漏洞。 抓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 是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 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对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党和政府一直是高度重视的, 相关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也积极探索, 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央层面所开展的一些试点工作在探索如何解决未成年人保护的上述难题方面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2010年开始, 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小组 (后更名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 实际由团中央领导和推进) 开始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帮助教育 (服务管理) 与预防犯罪试点, 要求试点城市有针对性地采取教育、管理和服务措施, 做好面向重点青少年群体的临界预防, 目前试点已经结束。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是指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流浪乞讨青少年、闲散青少年、留守儿童、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总的来看, 这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基本上来自社会弱势阶层, 其权益也容易受到侵害, 需要给予特别关怀和社会保障。尽管试点目的具有较强的预防犯罪的考虑, 但从试点内容来看, 摸清底数、建立服务机制、推动部门联动等是核心的内容。 2013年到2014年, 民政部开始两轮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 提出了探索建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监测预防、发现报告、帮扶干预”联动反应机制的要求。通过横向和纵向紧密结合, 推动社会保护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司法保护的有效衔接, 建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网络:在横向上建立“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领导和协调机制, 避免职能交叉和帮扶盲区, 形成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纵向上建立“市、县、乡镇 (街道) 、村 (居) ”四级联动、覆盖城乡的服务体系, 明确层层职责, 做到上下衔接。在试点过程中, 各地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做法, 例如将监护随访评估、家庭教育指导、履职能力培训、心理关爱疏导、临时替代照料、协助委托监护、社会救助帮扶、法律援助相结合的监护监督干预制度;整合民政、公安、妇联、共青